北大之父蔡元培(87)

八七

　　高一涵后悔莫及地跺着脚说：“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大幼稚了。根本没有想到昨日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捡去。所以在各个游戏场、戏馆和公园里，早已暗布下军警和密探了。”

　　他们三人一进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火通明，根本无法动手。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上了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他们刚好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机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了。哪里知道，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进门就被暗探盯上了。见他频繁地上下楼，衣眼兜中又鼓鼓的，就一直跟在后面。所以当他自以为得手时，屋顶花园暗处却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向他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太天真了，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一看就大叫起来：“就是这人！”一伙暗藏在附近的探子顿时将他扭住了。高一涵趁机急忙逃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见探子又大叫要抓他，一边把手中传单全部抛尽，一边就逃了下去。他很快混进戏园的观众中，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见邓初还在台球场里，将传单一张张地放在茶桌上。慌忙拉着他就走，邓初起先还不相信，后遥见陈独秀果真被探子押下楼来，才大梦初醒。陈独秀还怕他俩不知道，故意地大呼大叫：“真是暗无天日呀，竟敢无故捕人了！”

　　胡适听得浑身发冷，呆如木鸡般跌倒在坐椅里。他又重新将高一涵带来的传单看了一遍，见陈独秀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段祺瑞和安福系，才知道祸是闯大了。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日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胡适一夜未眠，天刚亮就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别看他平时和陈独秀常有争执，其实私交很深。正好罗章龙也闻讯赶来了，三个人很快想出了几条办法。首先要将陈被捕的消息，尽快在报界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下手。另外，要借用学界力量，再一次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而胡适却提议由他去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当时旅京皖人有安徽同乡会等组织，势力很大，而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是安徽乡党。安徽人在外老乡观念很重，陈独秀又毕竟是学界名人，胡适准备费一番口舌，一一上门拜访。他发誓只要能救出这位大师兄，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去向段祺瑞求情。

　　这几招果然见效，先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消息。顿时舆论又一次大哗，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即开释。而刚刚平息的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不但弄得警察总监吴炳湘日夜不得安宁，连徐世昌和段祺瑞也陷入了穷于应付，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天段祺瑞叫来了新任国务总理龚心湛。望着桌上一大堆为陈独秀奔走说项的信函，这位铁腕人物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因为联名呈请保释的学界名人，不光有新派人物，还有许多像刘师培和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对“五四”学潮持反对态度的田桐，还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致电向他说情。1919年的中国简直成了北京学界的天下，他见这位堂堂国务总理战战兢兢地一筹莫展，顿时恼火地骂了一句。“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作总理厂正在这时，吴炳湘又跑来报告说：

　　“不好了！为了南北和议，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刚进门就被骂了出来。孙中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随便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去做吧！”

　　段祺瑞沮丧地闭上眼睛，这许世英还是他的人，也被孙中山吓得逃回来了。这世道怎么变了样，平时挺能干的帅才、将才，一到关键时都成了蠢才？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吴炳湘。吴炳湘早已想好了计策，悄声地说：

　　“现一个蔡元培已够政府受了，再添个陈独秀，岂不大乱？干脆分而治之，先真心挽留蔡元培，将风潮平息下去，再来处理陈独秀就主动多了。”

　　段祺瑞阴沉沉地盯了他一眼，心想这小子也在考虑退路了，就差没帮他们说话了。但他此时也无计可施，后院里的派系之争已狼烟四起，他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龚心湛也想息事宁人，便趁机建议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算了，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吧。

　　段祺瑞恶狠狠地说：“这不太便宜了姓蔡的？他人不在北京都搞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穷出洋相，再让他回来岂不天下大乱了？还是先让那位工科学长临时负责，我们能拖则拖，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手！”

　　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人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了。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将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籁籁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犊。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都要经那构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再投入进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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