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83)

八三

　　北大的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齐总辞职。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团体也为挽蔡面积极活动。5月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津。他们抵津后因找不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也推举二人同往。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推举北大教授康宝忠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各校教职员签名上书要求挽蔡。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言辞恳切，一致要求大总统万勿批准辞呈。并请明令切实挽留，保存全国教育一线之曙光。

　　傅增湘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于接待学界的各种上访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正当要求，他于心不忍。但学界的要求又过于激烈，与他们站在一起，必将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与蔡元培一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图趁机控制教育部的计划。听说他们想推出参议院副院长田应璜来替代自己，见马其昶当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纠葛太深，又想改换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凭着一腔书生意气，已决定步蔡元培后尘豁出来了。所以当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八人来教育部时，他当场叫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命令他致电上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沈思孚，如蔡公抵沪，请沿途挽留。并希望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请帮助做好说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

　　“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了。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了。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啊！”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了。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了。

　　15

　　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了。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了？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了。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了？”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了。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局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吗？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今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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