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80)

八〇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同学们原以为他会为纵火责怪大家，可蔡校长居然没有说。会场上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蔡元培一如冷峻的雕像，脸上布满愁容，一动不动地站着。待会场安静下来，他又平静地说道：

　　“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被捕的同学，我去保出来。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你们可以散会了。”

　　他刚说到这里，发现大门外有几个陌生的脑袋正朝里面窥探，知道是警察厅派来的暗探。他想起口袋里教育部刚刚送来的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的命令，又提高嗓音补充了一句：

　　“还希望听我一句话……从明夭起照常上课。”

　　他是怕学生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而刚才的大会早已作出决议，从明天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集体罢课。政府一天不放学生，罢课就一天不结束。

　　他又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明天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之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像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独行侠，擂响了朱红色的大门。

　　他要找的正是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闲居在家的孙老先生，在摆满古玩的客厅会见了这位小同乡。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

　　蔡元培见游说无望，双眼露出绝望的神情。因心中有气，性格中那股书生的呆劲终于发作开来。他既不开口，也不说走，只管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里。老先生见他眼睛对着眼睛，成了斗鸡眼。人也像个木头人傻愣着不会动了，又从九点多一直坐到十二点多。知道再不表态，他会一直坐到天亮。终于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答应明天前去一试，连哄带劝地将他送出了门。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傍晚时他和傅斯年一回校，陈独秀就派人将他俩叫去了箭杆胡同。他听着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好像自己也亲临其境了，连声不绝地大声叫好。见胡适去了上海，又俨然以新潮社导师的口气布置他们做这做那。还约罗家伦连夜写一篇稿，火药味一定要浓。罗家伦终于写完了这篇煌煌大作，他也由此暴得了大名。因为正是他的这篇《“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永恒的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马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惟一新闻稿。

　　当中国教育会的蒋梦麟拿到报纸时，他正在吃早餐。他刚和胡适陪杜威夫妇从杭州游览回沪，一见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慌忙给胡适打起电话。而胡适也看见了报纸，正想找他商量呢。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奋无消息。又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各店铺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把店门关起来了。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了。

　　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最好笑的是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稀奇之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呀，为何老百姓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呢？

　　也就在5月5日下午，北京的十四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的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以风萧萧兮一去不复还的气概，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放人。

　　这位警察总监先被这批学界领袖的气势震住了。他们一致认为：学生的爱国行动实为团体行动，学校行动，所以不能让被拘的少数学生负责，而应由各校校长负责。并表示愿以各校校长本身抵罪。如不答应条件，将率领全北京的教师集体罢教。而蔡元培更是推开众人，一马当先地挡在他们面前，神情决绝地说：

　　“鄙人是北大校长，愿负完全责任，愿以一人代学生向政府抵罪！”

　　吴炳湘倒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借口说这次捕人是国务院的命令。如要释放，也非有院令不可呀，把球踢到上面去了。

　　校长们无奈，又集体来到教育部找傅增湘。不巧这位受气的总长因屡遭训斥刚提出辞呈，正好不在部里办公。校长们又吵吵闹闹地赶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没想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托词拒绝会见。

　　但“校长团”集体请愿、保释学生的消息已传进了中南海，震动了北京的中外舆论。

　　校长们有所不知的是，那位国务总理钱能训其实正在里面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自昨日始，要求释放学生的电文已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联名表示，如再不放人，各校学生愿为后盾。而安徽省全体学生说得更绝，国耻日之前政府不放人，则全体无限期罢课。社会名流如江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也联名致函警察厅，威胁政府说，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正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如酿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啊！

　　内阁紧急会议其实昨天就已经开了，只是一直没有好的对策。军阀们对这场学生运动真是恨之入骨，会议上关于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几乎为一致主张。那位警备司令段芝贵甚至说出“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气话。而教育总长傅增湘倒不愧为一介书生，竟敢站出来反对解散大学，为蔡元培解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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