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68)

六八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了。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了。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了。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了。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呢？”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呢？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了。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了。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了。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吗？”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了。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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