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65)

六五

　　“哼！在中国，所谓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他的笔下出现了故乡一家有特别格局的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位喝酒而穿长衫的穷书生。就暂且叫他孔乙己吧！他能说一口“之乎者也”，表示他是阔人极力维护的“中国书”的受害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他都只剩一件又破又脏的长衫了。看来惟一的矜持和自慰，就是还能讲几句“回字有四种写法”，以及“君子固穷，窃书不算偷”之类的酸话。唉！他匍伏在科举的制度下，却惨死在另一个已经阔气的同类——丁举人的大棒之下。

　　他沉思着喝了一口苦茶，又继续写了下去。看来在中国，吃人的招术各有不同，但本质却毫无二致。这位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的人都会提些发窘的话题取笑他。直至被举人老爷打折了腿，掌柜的还要明知故问，让他像笑料惹旁人快活。冷漠也是杀人！以掌玩别人的苦痛为乐杀人！这就是中国的民众。他们，永远是一群人肉筵席旁的看客。

　　刚才，蔡先生天真地大谈了一通中国的希望。中国果真有希望吗？他旁观了无数次革命，可是看来都逃不出一个套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而只有未曾阔气的在高喊革新。而一旦他们也阔起来以后呢？……

　　他突然发现了自己与蔡先生、仲甫他们的差异。他们是在希望中向旧势力抗争！而自己呢？却是因绝望而愤怒，而向旧势力发出一份份好斗的战书！

　　夜已经很深了，他又像猫头鹰凄惨地笑了。他一向觉得，猫头鹰甚至乌鸦的叫声要比夜莺的歌唱更真实也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了，面对沉睡的国民，他多么想冲上钟楼大叫着撞一通警钟啊！

　　他是另一种方式的战斗者！

　　梁启超又开始做起正义人道的外交梦。前几个月，他因著述过猛，感染了肋膜炎和肺炎，发烧咯血，已被迫中止了通史的写作。

　　当他听说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后，又雄心勃发地出门活动起来。鉴于陆征祥等人在外交上的无能，他特向徐世昌建议成立以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为委员长，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理事长的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活动。北京政府还拨出六万元经费，供他赴欧作舆论鼓吹。梁启超当仁不让，挑选了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颇负时望之人作随员。并通过朋友故旧又筹集到四万元，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辉煌举措。

　　他是在十二月初，从天津赶到北京，向政府请示外交政策的。见当局含糊其辞，又转而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了一番周旋。在会见日本代理公使芳泽时，他主动谈到胶州问题，明确地表示了决心：

　　“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全部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应该没有任何根据了。”

　　芳泽诡谲地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解释的。”

　　梁启超大怒，起身驳斥道：“中日亲善的口头禅，你们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今日就是机会。否则，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没人敢相信了！”

　　他还和外交委员会以及蔡元培等名流，详细讨论了包括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取消庚子赔偿和领事裁判权等维护中国正当权益的提案。

　　就在12月22日这天，北京各界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蔡元培和梁启超分别作了演讲，他们当时对威尔逊主义还充满着幻想。梁启超一行随即赶到上海，国际税法平等会又为他们开会饯行。张謇还专程从南通赶来主持，席间有赠米万斗以赈济欧洲的豪言壮语。梁启超终于在1918年年底前的一个清晨，壮怀激烈地登上日轮“丸善号”，取道印度洋、地中海，驶向充满希望的巴黎。他不愧是一位胸怀大美人生的理想家，事后曾在《欧游心影录》中，流露了当时自己和国内知识界美好的心愿：

　　我们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是怎样收场的，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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