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49)

四九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
　　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惟入会以后，
　　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这些日子，北大真是气象一新。蔡元培刚开始筹备进德会，又先后接到北大学生查钊忠和陈宝书等二十四人联名的两封来信，都是为了向他推荐一位校役。

　　这人叫何以庄，今年25岁，直隶宛平人，现是第一寄宿生宿舍丙字号斋的听差。因家贫而从小失学，但志向很大，通过旁听和刻苦自修，写得一手好文章。平时常和学生抒词以对，文采斐然。他们恳切地建议校长能量才录用，让他也早日龟游绿水，显于一旦。两封信都写得情辞恳挚，闻之慨然，可见何以庄平时为人之好。

　　蔡元培想想一年前学生与校长对话还要写呈文，又激动起来。他忙叫人请来了何以庄，又看了他的三篇文章，见他眉目清秀，忠厚老实，当场表态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这件事启发了他开设校役夜班的决心，兴办平民教育，一直是他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内容。他还专门听取了几位工友的意见，那天门房老刘头跑来请他写字，说老父亲劳累了八十年，他也无法尽孝，想求蔡校长为他的生日写一幅寿联。都知道蔡元培好商量，有求必应。每天上门求字、题写各种内容匾额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还是请他写信介绍工作，他也随身带着八行笺，来者不拒地向各位朋友推荐，也不管对方买不买账。

　　蔡元培为他写完一副寿联后问道：

　　“如学校为你们办一所夜校，不知工友们会踊跃参加吗？”

　　老刘头一听乐了，先双手抱拳向他作揖道：

　　“那敢情好吵！我在北大干了二十年，只认得头顶的校名，连写封信还要求人。再说以前校役是仆人，教室是主子们坐的地方，咱们连门都不敢进。夜校一开班，咱们不也登堂入室了，这有多神气？”

　　蔡元培听了很高兴，宽慰地说：

　　“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做工，并无贵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就再录用！”

　　他将两封来函和自己的复函都一并交《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并布置专人筹备校役夜班。

　　一年一度的春风，又吹绿了北河沿河边的垂柳。

　　3

　　隆隆的惊雷不停地在空中爆响。

　　大街上传来报童清脆的嗓音：

　　“看王敬轩大骂《新青年》！看记者反击王敬轩！看特大新闻哟！”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停在绒线胡同前。门里跳下一位副官，恭敬地打开后车门，里面是一位身穿戎装瘦长的将军。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报童，走进胡同内的一所四合院。

　　眼前出现了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

　　“琴师！弟子来了。”

　　“啊！又铮，总算把你盼到了。快看看这些妖孽文章，如骂小儿般咒骂老夫，你再不管管，为师还有脸面在北京做人吗？”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他是1852年生人，其实前清并没有给这位举人多少恩宠。不料到了清亡以后，他却数十次地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一到陵前，必伏地失声痛哭，引得守陵的侍卫们都不知所措。这倒使人想起了明末清初的怪人顾炎武，当年也曾频繁地奔波数千里，十余次往谒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的情景。也许为了褒奖他以布衣身份甘为前清遗民的忠心，溥仪曾恩赐他“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等题字。他不仅如一般旧臣犬马衔恩，九顿伏地，作感激涕零状，还得意地写下了“从来天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的诗句。

　　可就是这么个奇特的人，在民国初年又一度成了大量引进西方小说风靡文坛的时髦人物。也许在世界翻译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他靠翻译欧美小说成名，本人却不懂外语。通过别人口述，他用一手桐城古文翻译了各国的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像《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等，使人们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可是到了陈独秀、胡适出名之时，他终于成了以反对白话文闻名的老古董。

　　徐树铮翻开第四卷三月号的《新青年》，先粗粗看了几眼，劈头就问：

　　“这王敬轩为何方人士？那行文的口气怎么挺像琴师呀？”

　　林琴南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

　　“这位壮士倒不失为儒林英雄，一副古道热肠的豪气，今后老夫倒想结识一下。”

　　徐树铮又低头看起那篇《奉答王敬轩先生》，很快被奇特的文风吸引住了。他对林琴南一直很恭敬，刚才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林琴南对他也欣然以“吾友”相称，许其入弟子籍。不但愉快地出任他所办的正志学校教务长，而且文字交往也很多。林琴南曾为徐氏评点的《古文辞类纂》作序曰：

　　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

　　徐氏好舞文弄墨，喜欢填词。林琴南擅长书画，又作了一幅《徐又铮填词图》相赠。

　　徐树铮读了一个开头，先被文中那种油腔滑调的口气惹笑了，他讪讪地骂了一句：

　　“这化名‘记者’的小滑头，难成大器！”

　　那封署名为记者的长信是这样开头的。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可是再看下去，徐树铮的剑眉便皱紧了。难怪老先生要大动肝火，文章的矛头全是直指林琴南的。不过老先生也确实太好名，太喜欢争强好斗。他身为前清处士，本无君臣之分，偏不遵守常道，作出谒陵等极显其孤忠的举动来。他又以一介儒生，与包括溥仪在内的显贵来往，力图平交王侯，名扬士林。他当年就和段祺瑞玩过一回感其知遇，而拒其征聘的小把戏，搞得自己也很狼狈。那是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第四天，就屏去侍从，亲自来林府邀请他出任顾问。林琴南以前清遗民自居，自然拒绝应聘。但内心又未尝不感激这段知遇之恩，还专门写了一首《段上将屏从见枉，即席赋呈》的诗回赠。使段祺瑞透过云雾江天，还是看见了一颗与严子陵一样虚荣孤傲的心。

　　徐树铮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像去年十一月下台的段主子经过他精心谋划，将于这几天复任国务总理。刚搭起戏台的安福俱乐部，也正等着他去安排贿选议员活动。他见这里无非是些笔墨官司，便想急于脱身。他终于站起身，大大咧咧地劝慰起老先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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