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43)

四三

　　“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就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今日要造国家不亡，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响起了掌声，但不够热烈。他还想用激情说些豪言壮语，赢来更多的掌声。耳边忽然传来辜鸿铭不高不低的嘲讽，也许是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老怪物先说了一口纯正的英语，随后又变成了法语。

　　“胡先生留了七年学，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

　　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垮了，他瞟了一眼正襟危坐在辜鸿铭身边的黄侃、刘师培、陈汉章、崔适、马幼渔、马叙伦、章士钊、黄节等一大批国学大家，忙红着脸低头走下台来。

　　最令他难堪的还是在教师休息室里，老先生们也许已看在洋博士面子上，没有对他吹胡子瞪眼。但那种挖心挖肝的调侃和嘲讽，就算他绅士风度再好，也只好哭笑不得了。

　　黄侃今天心情特别地好，满脸都是笑容地说：

　　“胡适呀胡适，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我就尊称你‘黄蝴蝶’了。不过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我今天当着面给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看这白话文多啰嗦呀？如换成文言，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哈哈哈！”

　　辜鸿铭只管靠在椅子里吸烟喝茶，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待过足了烟瘾，刘二来唤他时才缓缓地起身。临走前，他古怪地盯了胡适一眼，又用英语说道：

　　“你不该狂！我读过你用英文写的文章。”

　　他不满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哪天我有兴趣见你，你可来府上看看我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春秋大义》，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

　　胡适并没有气馁。他是个具有多重面具的人。如果说一心做圣，又率性狂为是他的脾气，那一遇压力就要反弹更是他的性格。他自认为对墨家学说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全身心地备起课来。他知道还有一支与他年龄相仿又学问扎实的劲旅在等待自己，他必须征服他们的挑战和反抗，直至最后征服北大，征服整个中国思想界。

　　可是越急于成功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丑。胡适的第一次哲学讲座就让他出尽了洋相。

　　那一天也真不凑巧，章士钊、马叙伦的讲座与他同时举行。他先被章士钊的气势震住了，章氏早年留英，主攻逻辑学，“逻辑”一词就是经他在《国风报》上直译而来的。在此之前学界都译为名学和伦理学，或仿日本译为理则学。那天海报贴出后，真不知从何处涌来这么多学生？教室里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翌日，移到大教室，可坐四五百人，仍拥挤如故。最后连窗外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北大开校外旁听生之先例由章氏始。章士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讲起他的《逻辑学指要》。

　　而马叙伦呢，则是专吃老庄饭的行家。这位后来被胡适耿耿于怀地划入“温州派”的大学者，是温州硕儒陈介石的高足。讲起老庄真是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会仰起头进入一种类似逍遥游的忘我境界。

　　胡适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压力下走上了讲台。开始听课的也不算少，连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也来了。傅斯年可是当时全校学生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同学中学问绝对第一，顾颉刚也只能屈居第二。听说傅斯年来听胡适之了，对面马叙伦那边就溜过来一大群学生。瞧他那副派头也越来越像黄侃了，穿一身宽袖大褂，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傅斯年见大家都等他发话，诡谲地瞟了一眼讲台，对顾颉刚、冯友兰和毛子水说：

　　“我是来看胡适之胡说些什么的，千万别当真！”

　　胡适也隐隐地感觉到教室里的躁动声，他终于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议论，思绪马上烦躁起来。

　　“听说他是靠用英文翻译孔子和墨子才当上博士的。”

　　“此人除了胆大皮厚，别无任何学问！”

　　他突然想起了在康乃尔大学第一次选修讲演课时的情景。那是1912年的夏天，在这以前他已有多次公开讲演的经历。可是当他被教授叫上台练习讲演时，魔鬼突然缠住了身心。那天虽然是盛夏，他却开始浑身发冷，颤抖不止，人必须扶住讲台才能说话。他隐隐觉得这种感觉又开始袭来，讲话也开始结结巴巴，可是今天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了。一种强烈的领袖意识使他很快镇静下来，他自信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能镇住台下那帮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并把另外两个教室的学生吸引过来。

　　命运真的和初来北大的胡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几天下来，听课的学生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班长一人了。班长是位老实人，见胡适问他为何不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如果再走的话，就没人帮先生解围了。”

　　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18

　　窗外秋风四起，隐隐传来狗的叫声。

　　补树书屋内，周树人正展开一张大幅碑帖，先用尺细细量过高竞，数出行数，然后研墨蘸笔，在油灯下抄写起来。

　　他点燃了一支“红锡包”，边吸边抄，不断地朝那只小汉罐里弹进烟灰，扔进烟头。

　　绍兴会馆门口，出现了那位身材矮胖，穿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他正用手中的大皮包躲闪着朝他狂吠的看门狗。老长班见是大先生的客人，忙赔着笑将狗喝住。

　　钱玄同惊魂未定地绕过月洞门，穿过老槐树，走进了周氏兄弟的卧室。

　　一见周树人仍在埋头抄写碑帖，便打趣地说：

　　“猫头鹰呀，又在抄你的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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