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32)

三二

　　一讲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就来了情绪。十多年前如烟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那张冰冷的脸，也终于透出点人气。

　　“记得当年听张继说，刘师培是1907年夏天，与妻子何震倾其所有，在东京创办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的。他当时受日本的社会党人北辉次郎与和田三郎的影响，研究兴趣很快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不久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就是受他影响，于1908年跑到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的，我和吴稚晖、张静江还有蔡先生又是受张继鼓动，为《新世纪周刊》写稿，宣扬起无政府主义来的呀！”

　　蔡元培也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感叹地说：

　　“当时我们是来欧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可是一到德国我就很快意识到，西洋各国并非美好的天堂呀，19世纪那些浪漫的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他们热情歌颂的资产阶级早已走了样，变了味。记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有四大流派，那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刘师培起先接受了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了。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了这面镜子，我便为学生立下一个规矩。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先是背校规，每天进校门也先得照镜子整容。这校规还是我亲手制定的，谁违反了都得站着悬牌悔过。”

　　他清了清嗓子，便神情庄严地背诵起来：

　　“面必修，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客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见张伯苓一副严肃的样子，蔡元培忍不住调侃起来：

　　“看来要进南开的门规矩还挺多呢！”

　　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学生。见他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手上拿着一叠速记的讲稿。他显然已听见刚才的对话，先恭敬地朝蔡元培鞠了个躬，然后微笑着向客人解释起来：

　　“开始大家也觉得繁褥，有一位同学还口出狂言，说要砸烂这面镜子哩！校长便组织师生在镜子前辩论，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校长的‘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眼睛一亮，喃喃自语道：“这话说得好，‘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

　　张伯苓爽朗地说：“办学就得有股狠劲，我劝学生戒烟，有个调皮鬼就说你要是戒得了，我就戒。我说好！当场就狠心烧掉了所存的两箱贵重雪茄，宣布从此戒烟！”

　　那位青年学生看来和张伯苓关系非同一般，见他又仪态大方地向蔡元培介绍道：

　　“开始同学们都说校长狠，谁违反了校规都要在镜子前挂牌悔过。‘狠’，谁睡懒觉又掀被子又记过。‘狠’，每天上操跟大伙过不去，让全校师生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立。后来大家又怨他心太硬，没想到被他听到了。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心硬？——我为什么？——这个大海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同学们一下明白了他的苦心，因为张校长原来是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海军军官，他是因为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旗在两天内三易其手，国土任人宰割的耻辱，才立志教育救国的呀！”

　　张伯苓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拉住那位学生的手说：

　　“恩来，别班门弄斧了，蔡公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蔡公，这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叫周恩来，是请您演讲的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他们自己动手写文章，出会刊，办图书馆，把省吃俭用买来的《史记》都捐出来服务同学。哎！恩来，听说你的祖籍也是在绍兴吧？今天蔡公来南开，你可要抓紧请教呀！”

　　周恩来又崇敬地向蔡元培鞠了一躬，说：“尊敬的蔡先生，我在六年前就拜读过您的大著，今天一睹先生丰采，真是深受教育。我速记了一份您的讲稿，想请先生审阅后在校刊上发表，不知尊意如何？”

　　蔡元培接过讲稿，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飘逸，很有文人气息。所记内容也丝毫不差，非常满意。周恩来好像对勤工俭学很感兴趣，想组织一批同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趁他请李石曾、吴玉章去敬业乐群会座谈之机，他独自随一位校役去了天津租界。

　　这清末民初的租界可谓失意政客们的藏身之地，多少满清贵胄，政界要人候鸟般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他按地址来到一座破旧的石库墙门前，楼道里漆黑潮湿，未进门先闻到一股怪怪的中药味，隐隐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这就是刘师培的家，他关照校役和车夫等在外边，独自进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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