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29)

二九

　　他们就这样奇迹般地结合了。据当时的报刊评论，婚礼搞得有点不伦不类。如设孔子位，同行三跪九叩首礼，却以朋友的演讲代替了闹房。据说演讲时很热闹，硕儒陈介石则引经据典，阐述男女平等理论。另一硕儒宋恕则站起来反对平等之说，还戏谑道：

　　“假如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呢？假如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呢？”

　　最后还是新郎倌出面做和事佬，当时蔡元培含笑答复道：

　　“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还是平等嘛。”

　　老友相逢，寒暄几句后便谈起了正事。蔡元培始终搞不懂，围绕一个对德宣战为何要闹得满北京不得安宁。德国人眼看就要垮了，宣战就宣战呗，这不也是正义战胜强权的一种姿态吗？

　　伍廷芳见他一副书生相，差点没笑出声。心想对付老实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将老底抖出为好，便拿出老牌外交家的腔调，娓娓道来：

　　“从战场局势看，德国必败无疑，对德绝交和宣战应该说毫无风险。开始我们和段祺瑞在对德态度上并没有多大差异。但问题是在这个口号后面，这一点，还是孙文看得透彻哩厂

　　“中山先生怎么说？”蔡元培一直很尊重孙中山，双眼露出关注的神情。

　　伍廷芳呷一口茶，轻声说道：“段祺瑞逼黎菩萨表态，黎便暗自先征求各路诸侯意见。他给孙文打电话，没想到对方坚决反对。孙文很清醒，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列强们纷纷游说中国参战，无非是想抢着多瓜分一点德国的在华利益。孙文还在上海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段内阁的外交政策。”

　　伍廷芳又向他透露了一些日本和英国与段内阁的秘密交易，独自隐去了美国不说。蔡元培的脸色凝重起来，感叹地说：

　　“唉！春秋无义战呢，想不到目前的政治和外交已堕落到如此肮脏的地步。哎！听说梁任公和范静生这次也表现不佳呀？”

　　伍廷芳点燃一支雪茄，轻蔑地说：“久闻梁任公多变，这回总算领教了。这位研究系首领原是个亲德派，据说还有一本亲德的书要在德国出版呢。没想到段祺瑞设宴请他，几句好话一说，他就转变了，而且转得连老段都大为惊愕。你猜他怎么说？”

　　见蔡元培不解，伍廷芳便学着梁启超的腔调，绘声绘色地说了起来。

　　“‘兄弟对于国内问题，是一向支持段总理的。此心耿耿，可昭日月。段总理说该怎样做，我们就怎么做。段总理说对德国要绝交要宣战，我们就得对德国绝交和宣战。’老段连声叫好，有如听戏一般快活。梁启超又说，‘因为不才是书生之见，而总理是高瞻远瞩。百无一用是书生，兄弟这个亲德派是不做的了！那本将要付梓为德国张目的书也决定不排印了！’于是老段及其策士，暴雷似的为梁叫好。梁启超好不得意，又举杯道，‘为了段总理坚持对德宣战，兄弟也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自我宣战！’众人大笑，都把酒干了，于是梁启超就一下变成了段祺瑞的头号策士。”

　　蔡元培低首沉默不语，心里却很失望。伍廷芳又说起了范源廉，他听得真是非常伤心哩。这范静生本是搞教育的人，为何也要卷进政治旋涡里呢？伍廷芳说两次段内阁通黎元洪表态他都在场，且一次比一次张狂。三月份那次他见段祺瑞遭到黎元洪抢白，气歪了鼻子，就出马代段迎战。只见他横眉怒目，声色俱厉地激烈发言道：

　　“不错，大总统是有特权，但内阁责任重大！为了这件事，内阁不知开过多少次会议，这才决定对德绝交，希望总统接纳国会意见。”

　　黎元洪未置可否，瞪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已说过多次，凡事要根据国法。根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有宣战的特权，也有媾和的特权，你们国务院搞的那两个文稿嘛，”他把指头在公文上一阵乱戳，“就不成！”

　　范源廉这时可不像书生了，见他情不自禁地以掌击桌，拍地一声响，大声怒斥道：

　　“总统开口国法，闭口约法，但总统并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随便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请问这种样子的总统，岂非和专制皇帝一个样！”

　　众人愕然，据说连段祺瑞都觉得他有“做工过火”之感，担心黎元洪大发脾气，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件事以后，5月6日那天，段祺瑞又带着“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率内阁成员来找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随便翻阅一下就递给了一位姓唐的监印官，没想到这位监印官有恃无恐，气呼呼地说：“此案我不能盖印！”竟把文件推了回来。又是范源廉大吼一声，跳将出来：

　　“尔等人！不配说不盖印！”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跨步向前，猛力一推，就把这位监印官从门里推了出去，门上的玻璃乒乒乓乓地被撞得粉碎。段祺瑞气得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黎元洪怕再闹出什么新花样来，就亲自动手盖了大印。堂堂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竟在如此不体面的厮打中处理国事，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丑闻呀。

　　蔡元培伤感地叹息道：“想不到身为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浑浊？北京真是个大染缸呵！所以我这次进京，发誓不预闻政治。”

　　伍廷芳自嘲地说：“鹤卿兄，在您眼里兄弟也是位浊世官僚吧？不过请您相信，待我处理好两件事，一定挂冠回上海潜心研究灵魂学说。一是为了逼段祺瑞下野，我已答应代理几日内阁总理的苦差。二是想求您帮个忙，让我在朱尔典处有个交代，也免得他与段祺瑞勾搭上。”

　　蔡元培终于明白了他夜访的目的，警觉地问：“你是说那两位解聘的英国教员？”

　　伍廷芳见话题已经点破，脸色略显尴尬。他摸出一份黎元洪请客的大红帖子，递了过来。

　　“我也是奉大总统之命来的，这件事令他好为难呀！恕兄弟直言，无非是安置两个人罢了。如果兄认为实在为难，是否可以缓一缓，先稳住英国人再作安排？”

　　蔡元培为难地摇摇头，面色沉雄地说：“治理北大，犹如曾国藩临湘治军，只要对一位不称职将士手软，将功亏一篑呵！”

　　他摸出黎元洪的请柬，毫无表情地瞟了一眼，就扔在一边去了。他内心有点激动地说：

　　“今天的事，让我更觉得教育要独立于政党之外了。麻烦你给大总统传个话，就说我办教育一定不预闻政治，也请他不要来干扰教育。因为教育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来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想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这种企图，若控制教育，便是大害。另外，教育是求远效的，如百年之计树人，而政党的政策却是求近功的。再说现在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不出几年就要更迭，如果把教育权也交给了政党，那么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不也要跟着改变，教育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我说，教育事业是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的。秩公，请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大总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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