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23)

二三

　　陈独秀自负地仰面直笑。

　　“我生来就是弄潮儿的命，只要你老蔡不怕就行了。”

　　“好！这事就这样定了。到时候我来召集，你帮着鼓劲。唉！看来你也没闲功夫听我唠唠叨叨了。这样吧，晚上我约了一位重要的客人吃饭，也是你的老朋友，去不去？”

　　“谁？”

　　蔡元培神秘地眨眨眼睛，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说：“去了不就明白了？”

　　7

　　在北京城，六味斋也算是家老字号的饭庄了。

　　掌灯时分，当陈独秀随蔡元培沿着清式木梯走进二楼包厢时，只见两位气宇轩昂的学者已静候在那里。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激动地迎上前，一把拉住两人的手叫嚷起来。

　　“好个行严兄、守常老弟呀，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哎哟，来北京这些日子，我一直惦记着当年的弟兄，有时做梦都梦到一起在日本办《甲寅》的日子。来！今晚我们好好痛饮几杯，畅叙一番。”

　　四个人坐下不久，腐保就送上了四碟冷菜。蔡先生显得很高兴，得意地举起酒杯说：

　　“仲甫，行严马上要来北大一起共事了。来！先庆贺一下。”

　　四个人一饮而尽，陈独秀又着急地问：“蔡先生，凭行严的资历和学问，您也得给他封个什么呀！”

　　蔡元培故意压低嗓音反问他：“图书馆主任兼文科教授，如何呀？”

　　陈独秀终于乐了，高兴地给老友挟茶敬酒。

　　两位客人中年纪大的叫章士钊，湖南善化人，今年36岁。另一位是河北乐亭人，叫李大钊，虽举止沉稳，年龄却要比陈独秀整整小上十岁。

　　翻开民国的历史，章士钊也算是一位叱咤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尤其与在座的蔡、陈，可为共事多年且情意笃深的老友了。早在本世纪初叶，他和陈独秀就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当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时，又是他领来了一批因南京风潮集体退学的学生加盟，并担任蔡氏手下的体操教员。以后他又兼任过《苏报》主笔，《苏报》案后又和陈独秀等人办了《国民日日报》，还和杨笃生一起组织过“暗杀团”，并参与了湖南同乡黄兴创办华兴会一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受黄兴、于佑任之邀主持过《民立报》，“宋案”发生后，又一度投笔从戎，出任讨袁军的秘书长。如真要谈谈资历，摆摆谱儿的话，他起码也该像陈独秀一样，算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党了。

　　他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时创办《甲寅》杂志的，当时的同仁除陈独秀、李大钊外，还有高一涵和易白沙等人。但平心而论，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书生，他应该是懂得点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起来时，他曾以极大的热情亲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说实话，他对应聘北大并不是很有兴趣。所以今日蔡元培请客时，他有意拖来了李守常。他刚在今年年初将《甲寅》杂志改为月刊，由守常和高一涵协助主编。今后与北大和《新青年》的许多琐事，守常可以帮他多分担一些。

　　陈独秀几杯酒下肚，眼睛便有点潮湿起来。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望无际的海水，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亡命日本的情景。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烈日炎炎，气候异常燥热。随着几声汽笛的鸣叫，一艘外国海轮由上海码头起锚向异国东瀛驶去。几天来，船上的乘客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位神情悲愤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常常不顾海水蒸发起来的热浪，倚舷伫立，长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暗绿色的水面与远处湛蓝的天际连成一色，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旷神。冶，让人的心胸也似乎变得像大海般地宽广起来了。这是他一生最沮丧失望的时候，“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泯灭了对孙文军事斗争的幻想。也就在两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几次来信相邀老友前去协助，面对眼前蕴藏着永恒创造力的大海，想着马上就要见到的老朋友，一种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他兴奋起来。

　　陈独秀动情地拉住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啊，多亏你的《甲寅》收留了我。使我又找到了以思想革命救国的路，否则，我是不会想到去办《新青年》的呀。”

　　章士钊客气地摆摆手，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过自从仲甫来后，《甲寅》就渐渐成了皖人的清谈馆了，弄得我和守常好像成了局外人。”

　　陈独秀老实不客气地连声应允：“是啊！是啊！”

　　当时的编辑部里真是一派生气，六安人高一涵是他老乡，因为陈独秀的老文人也是六安高姓，为他们的异域生活增添了不少谈资。小高一涵两岁的易白沙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却在安庆帮助组织过青年军，主持过陈独秀老家的怀宁中学，所以与他这位柏文蔚的秘书长一见如故，整天有说不完的话。

　　一讲起当年旧事，理了一个平头的李大钊也忍不住插了进来。他看上去天庭饱满，讲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话。

　　“记得仲甫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是我校友，当时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而仲甫于光绪二十七年进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所大学的前身。后来谈多了，又发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十月出生的。而且都是在两岁时死了父亲，不同的是我在三岁又死了母亲。记得对此你很为叹息，说原以为你苦，没想到我比你还苦哩。不过，你当时的调子确实低沉了一点。你还记得我在《甲寅》上写文章与你讨论的事吗？”

　　陈独秀尽管坦率，但真揭到他的短处，脸还是红了。

　　章士钊见蔡元培不解，笑着说：

　　“都是熟人，说出来也不妨。当时仲甫在《甲寅》上发了一篇奇文，叫《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国不像国不如亡国算了，引来很大非议。守常为了补救，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发表。前者是对国家无望，后者是探求救国良策，这正合守常的‘奋生花之笔，扬木锋之声’的志向呵！”

　　李大钊为人忠厚，看人讲话时喜欢紧抿着嘴。他见陈独秀发窘，忙打起圆场。

　　“仲甫兄只是暂时有些消沉，他不久就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令中国思想界刮目相看呢。”

　　蔡元培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们早有合作，行严，不如把你的《甲寅》同仁都请来北大，边教书边办《新青年》算了。”

　　众人听了大笑，陈独秀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啊！其实我们早已像一家人了。记得就在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一期，我收到了守常充满青春活力的《青春》，一气读完他洋洋七千字的文章，我深为守常的浩然正气所感动。想不到守常年龄不大，却有如此见解。文章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辉。我现在还背得出他在结尾时那发自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那磅礴的青春之气，真是万古长青呵！”

　　蔡元培也是个书生意气的人，面对着慷慨激昂的陈独秀，他从心底里对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倾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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