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

七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黄侃和钱玄同就是他的两位颇具水准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喝了酒，又气走了这位大师兄，还消受着张掌柜的恭维，不禁得意起来。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又开始摆起了龙门阵。

　　“太炎先生讲课的风韵呵，真是终生难忘。那还是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在日本他的一间八席的房子里，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长背心，留着点泥鳅须，学生围在边上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先生对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庄谐杂出，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同家人朋友一样。每次都是从八点开始讲到正午，四个小时里从不休息。学生八人中有我、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朱宗莱和后来做了先生女婿的龚宝铨。黄侃这湖北佬运气好，先单独入了师门。此公后来做过一首诗，说他是‘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他当年倒曾是一位意气奋发的革命党，还是遭通缉逃来日本的，不像今日这般迂腐。不过先生后来对我评价也不错，他在宣统二年写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犹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他说到这里，有点醉了。被刘半农和范文澜架着尽兴而去。

　　屋角只剩下一位老人，还在顾自品味这寒夜的孤寂。这倒是位真正的怪人，怪就怪在当年不当教授做学生上。陈汉章为浙江象山人。他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以博学著称，京师大学堂是慕名前去请他教书的。这大约是1907年的光景，朝廷刚废了科举，他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称洋翰林，为博得一个翰林头衔，竟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当时已四十多了，见马神庙四公主府的藏书楼里古籍很多，一头钻进去就是六年。于民国三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翰林没有当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朴学权威。

　　他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对刚才章门弟子的龃龉自然不感兴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章太炎治学也太重门户，他的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的还有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据被误作门徒的沈尹默讲，章门弟子虽分三派，但涌入北大后，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对当年吴汝纶留下的桐城派更是一律呵斥，认为那些老朽们应该让位了，大学堂的讲台应由他们来占领了。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庭园里，他见的改朝换代也实在太多了。其间有牵涉政治潮流的，也有涉及宗派纠葛的，远非“新旧”二字所能说得清。

　　他对黄侃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章门弟子中少数个性捐介，却治学严谨的人。当然还有朱希祖，也是章门龙象之一。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板书流利工整，极得学生好评。只是一口海盐腔，除浙北籍的桃李外，要想领会也实非易事。如黑板上明明写的是“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口中读来就成了“厌世”，诸如此类的笑话，屡见不鲜。

　　还有蔡元培，他也是心说诚服的。不仅因为道貌温和，主要还在于他是位真正的读书人。不说别的，就凭他四十多岁几番出洋留学的精神，就该相信他来执掌北大的诚意。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喟叹一声垂下花白的脑袋。

　　真是斯文扫地呵！那是寒假前不久的事，上午一进教室，就见一位阔少爷，横坐在最前排。旁边还跟着位听差，忙上忙下地一口一声：

　　“少爷请用茶，少爷请吸烟。”

　　他认识此人，父亲是奉系小军阀，已借故在家休学了一年，不知何以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在家乡听惯了堂会，把他也当戏子耍了。他是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的，可还没讲几句，就见那听差旁若无人地窜了进来，猴急地咋呼道：

　　“少爷，打听明白了。法学门今天上课的是司法部的江老爷，快换场子吧。”

　　教室里哄堂大笑，他也随之挥袖而去。

　　他醉眼矇眬地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那座混乱不堪又耗费了他生命年华的校园。他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再漫步在一座静溢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宏论，或者远眺北河沿垂柳下书人的窃窃私语。至于那种遥远的“太学”传统，那种书院里的真精神，还有那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的无尚权威，当然更令人痴迷和神往。当然他也知道，那毕竟太虚渺了，只能永远地留在梦中咀嚼和回味了。

　　3

　　虽然北京人讲究过旧历年，但每当新年临近时，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溢出一丝憋不住的欢悦。毕竟一年的辛劳和污秽，将随着夜空迎春的爆竹，声声远去。

　　而对于这座位于东厂胡同与翠花胡同之间的黎宅主人来说，今年的元旦更有一番喜庆的理由。黎元洪今日一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在卫士的侍候下穿上特意定做的貂皮大衣，就与家眷一起去膳房用餐。天刚放亮，便随总统府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居仁堂。

　　他是在初秋时搬进中南海的，并按袁世凯的旧例，以怀仁堂为总统办公之地，居仁堂为居住之所。一晃数月，整日地公务缠身，还真没顾得上回过东厂胡同。

　　当他的车队在警察开道下，缓缓驶进王府井大街北端时，眼睛不禁一亮。只见黎家大院的灰色高墙已修缮一新，侍卫长正带着管家仆役在挂满灯笼的大门口夹道欢迎。他的兴致来了，两撇八字胡随张开的菩萨脸微微耸动。望着不远处那块“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心里倒真有点感激起袁世凯当年的苦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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