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

一

　　第一章　单身北上（1916）

　　《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住观菜园陈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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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民国五年的北京，这是个相对宁静的冬天。

　　连日的寒流挟带着百年不遇的风雪，呼啸着张开弥天的雪幔，掠过皇城侯门森严的朱墙碧瓦，扑向曲里拐弯的旧式建筑群。恍如一位威力无比的天神，肆虐地洗涤着尘世的污垢和喧闹。一切的欲念，一切的声响，包括不久前那幕在紫禁城草草收场的“登基”闹剧，都悄无声息地湮没在这片洁净的雪域里。我们这座久经劫难的古城，终于像一位疲惫的老人，趁着岁末的静谧，沉沉地打上一个长盹。

　　此刻，晨曦显得还很黯淡。白茫茫的前门外大街上，隐约可见一位长者的身影踽踽而行。这是一位肤色发黄，颧骨方正的外乡人，长着中等身材，在寒风中光着个脑袋，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厚厚的积雪中，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呵口热气搓搓冻红了的手，打量一眼两旁略显生疏的街景。川流的人群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面色和蔼相貌平平的外乡人，是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大学者。更不会想到，他与这座城市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四年前，那位权势显赫风云一时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曾以迎接元首的礼遇，破例为他打开了大清帝皇出巡时通行的正阳门，欢迎这位南方临时政府派出的“迎袁专使”。

　　这真是清末民初晦暗岁月中一个难得亮丽的日子，北京车站和东交民巷为他那阵容强大的使团高搭起缤纷的彩棚，悬挂于大街两旁的五色旗，给倾城而出的市民带来了一线憧憬。历史有时真像一幕荒诞剧，那位妻妾成群，谋士如云，把玩各种政治势力得心应手，还费尽心机想过一回帝王瘾的洪宪皇帝，竟垮得比他那些准备登基后御用的瓷器和袁大洋还快。而他这位最终亮出不合作旗号，与几位总长一气辞职出走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因一纸电文踏上了归国的海轮，毅然只身北上。

　　今天，应该说是个喜忧交加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的阳光，暖暖地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胭脂红。那位被北洋军人政权玩偶般几经摆设，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誓就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已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路上，他的心却很沉，眉宇间弥漫出凝重的忧虑。这位与康、梁同时代的前清名翰林，这位对本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先驱人物，尽管一生出任过无数重要职务，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是一股浓浓的书生气。那个戊戌变法失败后萦绕心头的教育之梦，一直是他这些年四处奔波，一次次出洋留学考察的精神动力。他要出长的将是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一座在军阀盘踞下的北京日趋颓败的衙门式旧学堂。光凭他单枪匹马地进去，能行吗？

　　他终于按着朋友说的地址，摸到一家旅社门口。扶起眼镜看了看招牌，正是要找的中西旅馆，不禁吁了口长气。他起了个大早踏雪而来，就是想见一个人。此公虽不是贵胄名宦，却关系到这次出山的成败。他顾不上掸去肩头的寒霜，一把撩起门帘，兴冲冲地走了进去。

　　茶房见来者气度儒雅，是位忠厚长者，忙小心地过来侍候。他要找的客人姓陈，是陪同一位姓汪的朋友从上海来办事的。茶房陪他来到一扇紧闭的房门前，说客人夜里看戏睡晚了，还没起床呢。茶房有点殷勤，想去敲门，却被他用手势劝住了。他只要了张木板凳，就心安理得地在门口坐了下来。

　　三个月前，他收到了驻法国公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这位他当年的旧部，终于随着袁世凯的覆亡而再次出山。他俩可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的老友。在唐绍仪内阁时，是他请范源廉做次长的。两人中他偏重理想，范君擅长事务，合作得非常默契。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小学。他却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大学。两人说完哑然失笑，一句话，就是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得进行整顿。范君是在他辞职后继任教育总长的，他就职后曾郑重声明，凡蔡先生制定的教育宗旨悉当遵行，以所谓的“萧规曾随”，一时传为美谈。几年不见，他的电文仍充满着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他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的。在他看来，随着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恨而死，时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羽翼丰满，曾经用当年袁氏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权的段祺瑞，自认为可以趁势登上总统宝座。没想到当时的北洋集团内部和西南护国军，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完全把这位皖系首领放在眼里。出于无奈，他只得暂时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个傀儡和摆设，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位在袁氏手中优柔寡断，言语谦卑的驯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开了大总统的架式，向这位纵横捭阖的铁血总理过问起军国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化成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的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冲突，被好事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府院之争”。1916年的夏天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季节，经过二十多天吵吵闹闹的较量，国会中的民主势力又暂时占了上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早已名存实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他，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他乘坐的法国邮船是11月8日抵达上海的。他带着一个多月的风尘携妻儿刚到惠中饭店，就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昔日同盟会的军事首领，四十三岁的黄兴黄克强已于八日前不幸病逝。他于翌日清晨匆匆赶往福开森路黄兴灵堂吊祭，也就是在他刚走进灵堂时，又一道急电传到了上海：西南护国军蔡锷将军于昨日辞世。上海的革命党人终于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连几天里，他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内的中外人士。面对着神情黯淡，面容憔怀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孙先生一生挫折，屡战屡北，但凭借身边拥有宋教仁、黄兴这文武两大主将，再造共和的伟业还是充满着希望。在他眼里，宋教仁是继孙先生外，真正具有党魁才识的人。辛亥革命后，眼看着大总统宝座将拱手相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却冷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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