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传(8)

八

　　再入民间，转眼又是三四年。在艺术上，主人公“又一变”。这一变就是如板桥所述的变而愈上，这就是“规矩、方圆、尺度、颜色丝毫不乱，藏在其中而外之挥洒脱落皆妙谛也”。但是另一方面，主人公却处处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走在扬州最热闹的去处——辕门桥上，舆隶凶恶，如马踢人，气得他长叹“滚热扬州居不得，老夫还踏海边春”。这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但弹指的功夫，圣上又骤然驾崩，主人公经历了第三朝——乾隆之朝，这样，两驻宫廷的李鱓心头死灰复燃，热切地盼望皇恩的雨露再度降临他的头上。

　　四、风流父母官

　　天从人愿，乾隆二年（1737年）的早春，52岁的李鱓得到了临淄县令的官职。上任的前夕，阴雨绵绵，天气寒冷，误了行期。因为他主张“以画为娱则高，以画为业则陋”，所以未来的一方父母，理应羞于再操“陋业”。但是，囊中羞涩，“老夫一醉也艰难”，不得不寻纸作画，换取酒钱。为了能早日讨得买主的欢喜，又不得不“利市开先画牡丹”。在他的想象中，“以画为业则陋”，这是最后一次了，一旦戴上花翎，官运亨通，终身富贵，即便作画，也是“以画为娱则高”，所以用老天真的态度在画上题了这么两句：“画尽燕支为吏去，不携颜色到青州”。燕支即胭脂，青州即临淄。尽管这时候他已经头发花白了，但是走马上任，兴致还是非常好的。

　　在临淄任上，约一年有余。临淄人评论这位县官是“口碑在人，风流蕴藉”。他在官衙里盖了点草屋，栽了许多花树，说是“官舍西偏结草庐，便栽花树满庭除。他年县令携儿女，桃李盈筐念老夫。”他又在官衙里搞了些园林布置，消受清闲之福。他说：“结个茆亭凿个池，一天消受也非痴。官衙便似僧寮淡，修整空门好住持。”这些大概都是给临淄人留下风流县令印象的根据罢。这阶段他的诗画心境显得平淡中和，臂如乾隆三年（1738年），他在一首兰花诗中这样写道：“春花如髻草如髿，音沐朝云共晚霞。巧被春风会梳掠，玉钗重整又簪花。”还有一点浪迹江湖20年时的怨气、恨气、狂气吗？这年七月，他在一幅花卉上题道：“试想百般浓艳处，有谁来看未开时？”这时阿谀奉承之辈自不乏人，面对这批吹捧者，再回想到过去20年中遭人白眼的情景，两两对比，按捺不住的得意心情，跃然纸上。李鱓是个不肯伪装的人，他的率直天真易于暴露，他的弱点也容易暴露。

　　这时候的李鱓往往以苏东坡自比。乾隆三年的秋天，他题道：“秋色佳哉，想有以为乐。人生唯寒食重九不可轻过，此东坡语也。画竞书之。”接着，他在《紫藤花石图》上题道：“自分菰蒲淡隐翁，常将水墨仿坡公。”李鱓的书法，不管是用笔，结构，章法，有明显的苏字的影响，提及苏公不使人感到意外。但在此时此地集中地提到苏公，容易使人注意弦外之音。髯翁早年被贬，后来宦游南北，颇有政声，一度入京重用。复堂也是早年被朝堂所逐，现在宦游山东，常提坡老，说明他在仰慕先贤之外，也着实有点大志。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象李鱓这样性格的人，处理官场事务，自然不可能事事如意。有不如意事，他的心境也难免悲凉。

　　“为官已老，读画可人”，这副对联就多少反映了这种心境。乾隆三年（1738年）的深秋，复堂改署滕县。据说，滕县这地方的富户很恶，至今滕县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李鱓帮助百姓的故事。一则故事说，李鱓夜晚私访，发现一对夫妇赤身磨豆腐，以为是滕县民风轻薄，第二天便上堂传讯。几番讯问，才知道是本县富户盘剥甚重，以致贫民连换洗衣裳也无法添置。李鱓想想，便着两人去富户开的粮行中买两斤麦面。麦面买回堂中，当众一称，少了半斤。李鱓借题大做文章，罚了那富户一笔银子，然后赈济了推磨人。还有一则故事说，滕县有八大家，均属为恶的大户。李鱓到滕县上任，八大家派爪牙到县闹事。李鱓找了借口，把爪牙痛打了一顿，煞了八大家的威风。《滕县志》载：李鱓在滕为县令一年有余，“为政清简，士民怀之，忤大吏罢归。”史载与民间传说是相互衬映的。罢归，约在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李鱓为县令，前前后后，一共两年半，不过是弹指之间。

　　五、途穷卖画的晚年

　　李鱓滕县罢官以后，在山东滞留数年，往返于滕县、历下，在弯德、泰安、崮山、崇川各地，也有书画流连。为官两年半，滞留的时间却长达四年有余，这一阶段，主人公的情绪起伏很大，题画诗中一会儿“喜上眉梢”“大开笑口”，一会儿又“听雨听风听不得，道人何苦画芭蕉”。中国若干知识分子往往在位重儒，去位重道，李公也未能幸免，此时已自称“道人”了。乾隆九年（1744年）春节前夕，主人公风尘仆仆地返回兴化，兴化老家水田千亩，过去家资丰厚，但是由于“两革功名一贬官”，花费甚多，此时是“两撄世网破其家，黄金散尽妻孥娡”，倦游归来，一家人的脸色都不好看。这样的日子是很难过的。

　　次年，白发盈肩的李鱓整整60岁。60岁的人心有未甘，便赶到扬州，住在小东门内的西雷坛，说是“复作出山想，来郡城托缽，为入都之计”。“托缽”者，即板桥说的“作画依然弄笔来”，依旧过他的卖画生涯。弄笔要有好笔，他写信给他在杭州的侄子，托他买88支好笔，仔仔细细地说明品种要求，而且关照他到有“张老娘”招牌的店里去买。“张老娘”的招牌有真有假，他又嘱侄请教当地名画家辨别真伪，不过，“又万万不可题（提）起是老夫所需之物。”这时候的主人公从“以画为娱则高”的境界，又返入“以画为业则陋”的圈子里来了。

　　李鱓少年中举，热心仕途。其实，象他这样出自名门，在朝堂亲友众多，和“八怪”其余人物情形不同，兼之本人的学问技艺均有过人之处，在康乾之世，应当说，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不太困难的。但是30年中，三起三落。三次起用，三次都没有好下场，而且起用的时间都极其短暂。这不能责怪命运，以愚意妄测，这多少和主人公不善“处世”有关。李鱓有出仕之向往，却未领悟当日出仕之“秘奥”，左右不能逢源，上下不能迎合。皇家需要“草绿繁华”，他却说“草绿繁华无用处”，官场需要拉拉扯扯，他却直白地说自己“心恶时流庸俗”，于是“两革功名一贬官”，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然而这一切，当日的李鱓是不能自我解脱的。他不能象郑板桥那样承认“吃亏是福”，也不能做到象郑板桥那样“难得糊涂”。他64岁时，在一幅《白芍药图》上题道：“若是春风吹不到，便如国士有谁怜？”他把自己所以被排除在幸运的圈子以外归于偶然。乾隆十二年，眼看“入都之计”又绝望了，他开始用一方章：“卖画不为官”，他把在宫廷、在官场所不能充分表达的个性色彩充分表现在他的画页上。宫廷里越是需要规矩、刻板、拟古、华丽的东西，他越是在他的画页上表现笔墨的放纵；世俗越是崇尚贵族化，他则越是要生活化、平民化、通俗化，他在他画页的自由天地里，用不拘形式的笔墨表现他内心的寂寞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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