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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老者叫李经迈,是李鸿章的儿子,当年溥仪登极,载涛是军咨府大臣,到欧洲考察军事,李经迈是他的首席随员。辛亥革命后,李经迈寓居上海租界,但是他每年必到涛贝勒府两趟,问侯贝勒爷。但是今年来的比往年早了些。

  “提前给贝勒拜年不好吗?”

  “好!好!”载沣道,“你先到书房去坐,我随后就来。”

  “贝勒爷肯定还没用过早点,不如赏我一顿早膳。”

  “这样更好。”

  用早膳了,桌子上摆了一些西式点心。

  李经迈道:“贝勒爷还没有改变那些年在欧洲养成的习惯。”

  “西方的许多东西,是很好。比方说这牛奶、汉堡包,就很省事。”

  “连咱这共和也是学西人的,这东西也好吗?”李经迈意味深长地望着载涛道。

  “说起来,共和是好,选举有本事的人管理国家。可是咱们这儿,画虎不成反类犬。所谓的选举,只是块遮羞布,连一些小流氓也能围攻议员,国家不成体统。”

  “那么君主立宪就好吗?”

  “英、日等国都是君主立宪,也不能说不好。”

  李经迈说:“几千年了,中国人心中有一皇帝在,皇帝可以规范其精神行为,这是自发的、自然的习惯。有了皇帝,在皇帝的监督下再实行选举,或者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各派各党的纽带,这也未尝不好,中国人好一窝蜂地去干什么事,好走极端,好有不切实际不切国情的幻想。就看,如今的共和已失去民心。”

  载涛叹道:“可是君主立宪也是难以实现啊!”

  “这都是袁世凯的罪过。当年如果他不秉个人野心,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是啊,若有令尊李鸿章那样对大清忠心而又有实力的人,也不会出现如今天下分裂的局面。”

  “如今,也是人心难测啊。徐世昌其人,一向追随袁世凯,他的话也不能全信啊。”

  载涛笑道:“你这次来肯定有大事,不然不会在早餐桌旁就谈起国事。”

  “还是贝勒爷了解我的肚肠。我是为皇上而来的。”

  有太监捧来热水,载涛洗漱毕,道:“到外边边走边说吧。”

  二人走在树林密翳夹道的鹅卵石上,都有失落感。

  李经迈道:“南北军阀,多如牛毛,混战不休。喧嚣杂沓之声,不会不传到这小山湖池之畔吧。”

  “经迈是怎样看待这事的?”

  “两个极端。要么皇上及贝勒爷在京城呆不下去,要么是皇上重登大宝。”

  载涛道:“是的,我也时常这样想。民国之外又有皇帝皇族之特权,必不能长久;但另一个极端可能吗?”

  “天下总是四分五裂,打来打去,人们就会思念君主,君主立宪也是可能的。”

  载涛道:“对这两种极端,我们怎么办呢?”

  “我这次突然来此,是因为在上海一个人突然拜访了我。”

  “谁?”

  “贝勒爷不认识他,他是我的一位朋友,英国人,中国通,叫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

  载涛知道,当年清廷向英国借款,都是由李经迈从中磋商,而每次他所得到的回扣,都在百万两以上,他是个两面揩油的人。如今他在上海有许多辆汽车,又有专用的轮船、汽艇,是个豪富寓公。他认识许多英国人,自然在情理之中。于是载涛道:“你精通英文,有许多英国朋友,我是知道的;不过这个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李经迈道:“刚才不是说过吗?形势的发展难以逆料,要么皇上可能不能久居宫中,要么是国家实行君主制。若是皇上不能久居宫中,那么,就必须让皇上学习一些新知识,特别是外文,日后一旦有变,或出国留学,或到海外作寓公,都是有益的。若是实行君主制,那么皇上也应学习一些欧洲的政治制度,特别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有关知识。”

  载涛大喜,道:“这正合我意,你是说,要给皇上请一位英文师傅——这太好了。”载涛的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外国人在紫禁城,有如皇上的保镳,惧怕外国人的军阀们也会惧怕这位外国人的。

  李经迈道:“这正是我在春节前提早到北京的原因。我想,这事可以交给徐世昌去办。一者,既请英文老师,最好是英国人,徐世昌又是协约国的人,向英国请教师也就顺利成章;二者,这样做,也避除了民国政府的疑虑;三者,宫中也可减少一笔开销,贝勒爷是这方面的行家,徐世昌口口声声称皇上为‘上边’,贝勒爷出面与他交涉,请教师的钱,也就由他出了。”

  “难为你想的这么周到,这庄士敦也必定是德才兼备的人了。”

  “这个,贝勒爷尽管放心。他出生于英国苏格兰,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先被派到香港任英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在那里,他和醇亲王爷有过交往——后又被派到山东任威海卫行政长官。最初他只能讲广东话,现在则威海卫话和官话都很流利了。他写过《大地众生佛》,崇尚东方的儒、释道哲学,这本书我也带来了,改日奉给贝勒爷看看。”

  载涛来到醇王府,道:“五哥,我觉得还应该为皇上请一位老师才行。”

  载沣道:“梁鼎芬虽然去世了,可也没有再请师傅的必要,有陈师傅和朱师傅教他们汉文就够了。再说,到什么地方去找……找像现在几位师傅这样的人。”

  载涛道:“我想,皇上应有一个外文老师才行。”

  “什么!”载沣惊讶得瞠目结舌。

  “我想给皇上请一位英国老师。”

  “这这……恐怕有违祖宗的规矩礼法吧。”

  这个事情要不是七弟载涛提出来,载沣非痛骂他一顿不可。可是,七弟一向虑事周密,更是骨肉至亲,所以也就没暴跳起来。

  载涛平心静气地把他和李经迈的想法详细地向载沣说了,最后道:“要顺着时势来,凡事不能尽往好处想,要居安思危啊;何况,就是皇上复位了,也是立宪,若皇上对立宪一点也不懂,天下也不能坐稳哪。”

  载沣被七弟说动了,道:“有一个洋人在宫里在皇帝身边也好,免免免得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人做意外的事。”

  “就是,”载涛道,“这样,咱们和外国人打交道也就不用背着谁了,英国和皇上自然地就亲近了。”

  瓜尔佳氏听到了载沣和载涛要为皇上请外国人的消息,破口大骂:“老七安的是什么心思?学什么洋文!祖宗家法都不要了!”

  载沣结结巴巴地给她分析了形势,瓜尔佳氏还是怒气不消:“都是你没用,逊位让国,弄到今天这种地步。做什么寓公?留什么学?那咱大清不就彻底完了!”

  载沣和载涛到毓庆宫找到陈宝琛和朱益藩,两位师傅也是一番反对。

  陈宝琛道:“这样不只是把大清彻底的丢了,连几千年的祖宗也丢了。中华泱泱几千年文化,什么没有,还要学那洋玩艺么。”

  朱益藩道:“洋人向来都对中国不怀好意,让洋人做皇上的老师,恐怕是很危险的。”

  载涛又苦口婆心地把他和李经迈的想法详细向两位师傅说了,两位师傅见载涛和载沣的态度都很坚决,也就不在说什么。陈宝琛说:“这些都是皇上的家事,按说我们是不能干涉的,如果王爷和贝勒爷觉得这样对皇上好,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二位爷还是问问皇上和太妃为好。”

  四位太妃分为两派,同治一家坚决反对,光绪的瑾妃起初反对,但一看是载涛的主意,是载涛坚持的,也就同意了。

  至于皇上,并没有什么主见,完全听从王爷和贝勒爷的安排。不过,他对洋人是没有好感的,过去太监们给他们讲过,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所以有人向慈禧太后建议用竹筷子子戳洋人的腿弯,他们一倒,就能打败他们了。又有太监说,外国人手里总是拿着棍,这些根是专用来打人的。特别是那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更让人厌恶。但是,最终皇上还是听从了父亲和皇叔的安排。因为皇叔的话很有力,他说:“目极太妃群臣,当年世祖章皇帝和圣祖仁皇帝都请过洋师傅,学习历法、天文;顺治皇帝向德国人汤若望请教过望远镜、天象仪等知识;康熙皇帝向比利时人南怀仁学习过算学,向法国人白晋、张诚请教过几何、地理、天文。这样看法,请洋师傅,正是效法祖上。”端康太妃也支持载涛:“当年德宗景皇帝也想请个洋师傅学洋文,可是愿望没有实现。”

  宫中和王公们的意见大致统一后,载涛和世续才去找大总统徐世昌,正如李经迈预料的那样,徐世昌反而以此事向英国人讨好,说请英国人做退位皇上的老师。英使馆早已和皇室通了气,于是庄士敦顺理成章地成了溥仪的老师,而薪俸,则主要由大总统来付。

  庄士敦的家在安定门外张旺胡同,是一个有三十多间房的大宅院。除了佣人仆人外,院子里就再没有别人。庄士敦是个独身主义者,他以为结婚以后就要殷勤地伺候妻子,要受约束,实在麻烦。他的“妻子”是书,庄士敦时常对人讲:“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无声地谈话,我也不必伺侯它。”

  今天正是五月四号,庄士敦已经和载沣、载涛、载洵会过面,又曾拜访过陈宝琛、朱益藩和伊士坦。绍英和耆龄这两个内务府大臣则来到庄士敦的宅院,向他表达过问候,为他举行过宴会。今天,五月四号,庄士敦很早就起来,刚用过早点,由护军开道,内务府大臣率领的一班人马就来到庄士敦家。

  大门打开,庄士敦迎了上来,和内务府大臣鞠躬致礼毕,万岁爷宫中副总管阮进寿作为皇帝的使者道:“庄士敦接旨。”

  庄士敦并没有跪地,而是鞠躬侯立。阮进寿念道:“内务府奉皇上谕旨:特赏庄士敦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即日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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