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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杜浒从此跟随文天祥抗元,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既是得力助手,又是好朋友。

  正月十八日,伯颜率兵进至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30里了。文天祥再次向朝廷请求,要三宫撤走,自己率众军民背城一战。陈宜中等人执意不肯。

  太皇太后这时已把国玺送给伯颜,伯颜要求南宋派陈宜中前来谈投降之事,太皇太后让他立刻就去。

  陈宜中心想求和投降,但又不想充当罪魁祸首,于是,就在十八日晚上,步留梦炎的后尘,也偷偷逃跑了,做了南宋第二个逃跑的丞相。

  朝廷不能没有右丞相。十九日,南宋朝廷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诸路军马。从此,人们便称他为文丞相。

  朝廷此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是想让他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并代替陈宜中去元营接洽投降的事项。

  而文天祥则自有他的考虑,十九日,文天祥亲眼见到,临安城外元军的铁骑驰骋,一支元军已驻扎在城郊的榷木教场,宋朝的许多兵将纷纷前往那里投降,而朝廷已无法制止。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朝廷里一派混乱,简直是国已不国了。而文天祥的义兵主力又在富阳,来不及调回。如果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他同意当右丞相,就是想利用这个职务,为挽救败局再作一下努力。

  朝廷要他出使元营,朝中的大小官吏也都恳求文天祥前去,以保住他们的性命。

  文天祥在国事危急的紧要关头,同意出使元营。

  他认为:“第一,国事至此,不能顾惜自己的生命;第二,伯颜总得讲道理,自己可以用语言打动他,也许能取得讲和退兵的结果;第三,也可以借机窥探元军的虚实,归来好研究对付的策略。

  他还提出,自己辞去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以此表明自己没有议和、议降的权力,不是去谈投降事宜的。

  跟随文天祥身边的杜浒坚决反对文天祥出使元营,他说:“伯颜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文大人此去他们是不会让你脱身的;再说,文大人离开了临安,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谁还能支撑这个局面?”

  然而,文天祥没有听这样的劝告,朝廷的其他人更不听杜浒的意见。二十日,太皇太后命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出使元营。文天祥大步走出朝门,他想,在这些人里,敢同伯颜进行斗争的也就是他了,自己肩负着重担,不能怕威胁,也不能受利诱,一定不辱使命。

  然而,文天祥错误地估计了元人,将他们看得太简单了:元宋交战多年,现在元兵已在京城门口,怎么会有说服他们退兵的可能呢?以往出使元营的人没有被扣留过,那是出使的人没有把对方惹怒,而文天祥慷慨陈辞,触怒伯颜,他们怎肯放他回去,又怎能让他窥探虚实呢?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右丞相,而朝廷、伯颜则不这样看。

  这种深入虎穴,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此举脱离实际,实属下策,以至后来连他自己也后悔莫及。

  文天祥及其随行的人来到设在皋亭山明因寺的伯颜大营前,尽管元营前站满兵将,布满了刀枪,杀气腾腾,十分森严,他却翻身下马,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元营。伯颜骄横而傲慢地坐在大营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卫士手持刀枪站立两厢,好一个威风凛凛。

  “下跪!”两旁的卫士吆喝道。

  文天祥面不改色,从容不迫地作了个揖,然后立在那里。

  “为何不下跪?”伯颜问。

  “我身为大宋使臣,哪有向你下跪的道理!”文天祥据理而答。

  伯颜一听,深知此人非同一般,便让人搬来椅子,叫文天祥坐下。

  “丞相前来是谈投降的事吗?”伯颜单刀直入,先发制人。

  “投降是前丞相一手操办的,我一概不知。现在太皇太后派我做丞相,我没敢拜,先来军前商量两国关系的大事。”文天祥胸有成竹,绝对不承认是来谈投降的,只是说前来商量。

  “商量大事,也很好嘛!”伯颜一时摸不着头脑,随口答道。

  接着,文天祥就反问伯颜:“本朝承帝王正统,乃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究竟是想把它作为国家来对待呢,还是想毁了它的社稷呢?”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宋朝历来是正统,忽必烈下令攻宋,发布的诏书,只以贾似道扣留使者为口实,并没有说要灭亡宋朝。文天祥抓住这点,要伯颜答复。

  伯颜为难了,只好含糊其辞道:“我们皇上的诏书说得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听了这话,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一步提出要求:“你们先后几次和本朝订约,但都背信弃义。现在你既然说‘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也就是说愿意友好,那就请把军队退到平江或嘉兴,再把咱们谈的情况上奏北朝皇帝,等诏令下来,然后再继续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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