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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阻迁都奏斩奸贼

  宝祐六年(1258年)八月,文天祥服丧期已满,有人劝他上书宰相求官,但他却毫不在意地说:“着什么急呢!”吉州知州有心替他向朝廷提出申请,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这两年来,随着对朝廷内部认识的深刻,文天祥已经不热心出来做官了。当时,理宗在朝廷中重用的是董宋臣和丁大全两人。董宋臣是理宗的内侍宦官,最善于讨好献媚。为了供理宗享乐,他不惜花费重金在宫中修造芙蓉阁、香兰亭,招进舞女倡优,因而很受宠爱。丁大全则靠巴结董宋臣爬上去,当上了参政知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大权独揽,不顾国家安危,为图私利,干尽了坏事。人称丁大全有四罪: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由于朝廷仍是坏人当道,好人自然倍受排挤,因而,朝政更败坏了。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弟弟文璧要赴京应试,于是文天祥就陪他走水路,取道长江,一起来到临安。五月,文璧殿试中了进士,文天祥也由朝廷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三年前,文天祥中进士后因父丧没有行门谢礼,因而这次要补行之后才能赴任,就这样又拖延了一些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紧急起来。

  一年前,蒙古军就开始南进了,他们兵分三路,从不同方向推进,准备时机成熟后,给南宋以毁灭性打击。而丁大全为了粉饰太平,既不如实向理宗皇帝报告军情,也不积极准备御敌。等到理宗突然发现蒙古军要渡长江攻打鄂州(今武昌)时,一下子慌了手脚,朝廷里一片混乱。

  胆小如鼠的宦官董宋臣,极力劝理宗皇帝迁都四明(今宁波),以避开蒙军的进攻。他振振有辞地说:“四明靠海,如果蒙军逼近,可以乘海船逃走。当年金兀术渡江时,宋高宗就是由临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性命的。”

  要不要迁都,理宗一时拿不定注意,他让大臣们计议。

  军器大监何子举对吴潜提出:“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

  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

  据说,理宗曾就迁都问题征询吴潜的意见,他问吴潜:“蒙古兵日益迫近,计当如何?”

  “只得迁都暂避。”吴潜直率地回答。

  “卿家如何?”理宗又问。

  “臣当守此御敌。”吴潜认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只要皇帝安全,国家一时有难,还是有希望的。自己身为宰相,守土有责,当然不能离开京师。

  想不到这句话竟引起了理宗的疑心,他毫不留情地反问:“卿家想做张邦昌吗?”

  张邦昌比秦桧更加声名狼藉,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的猜忌,吴潜觉得这不仅是对他的不信任,而且也是极大的侮辱,他再不愿说话了。

  这时朝廷中笼罩着失败、逃跑的气氛,南宋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迁都消息一传出,临安城里顿时闹得风声鹤唳,达官贵人都收拾行装,准备逃往别处,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天祥觉得不能不挺身而出。

  他预料到自己职卑言轻,皇帝未必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还没有就任,不能用职衔向皇帝上书,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写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书》。

  在这篇奏章中,文天祥揭露了董宋臣的罪行,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此议如果实行,“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师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

  他认为董宋臣恶贯满盈,不把他处斩,举国上下的怨怒无法消解;中书的政令不得施行;敢于直言的贤才就有所顾忌,不敢出来任事;敌人的气焰不会被打下去;将士的忠义之心不能激发起来,国家的祸患就没有平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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