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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毫无疑问,“平西藩下”的都统、副都统及其所属武官,都是他的亲信,是他的军队中最重要的将领。其中还有他的亲属,如吴应期是他的侄儿、夏国相是他的女婿。有一部分早在辽西时已成为心腹将领,如杨珅、吴国贵等都是,这些人,跟三桂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三桂就是通过他们,掌握着一支强大的正规部队,牢牢地控制着对云贵的一切权力。

  不仅如此,三桂还选拔文职人员,出任云南从省到地方的各级官职。他们是:

  湖广(湖北、湖南的合称)上湖南道副使胡允为云南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金沧道;

  刑部郎中李煊为云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洱海道;

  四川重庆府知府何毓秀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管参事,分守临元道;

  湖广辰州府知府苏弘谟,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清军驿传道;

  安陆府知府马逢皋,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临安兵备道;

  永州府知府同知吉允,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水利道;

  四川保宁府同知纪尧典,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金腾兵备道。

  另外,调补四川川西道副使田萃祯,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洱海道;陕西关西道副使蔺一元,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曲靖道。【《清圣祖实录》,卷143,7~8页。】

  以上新提升的九名官员,均系文职官员,兼管地方监察与军事。这些官员,都是从湖南、四川、北京、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调来的。也是经吴三桂提名后,由朝廷提升任命的。他们跟三桂有无隶属关系,是否是三桂的亲信,尚缺乏史料证明。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其一,确有部分人早与三桂有隶属关系,三桂提拔他们为己所用,便从外省罗致到自己门下;其二,虽无隶属关系,可通过他的部下的介绍和引荐,或三桂以个人所见,以为值得信赖的人,都招来云南,厚殖个人势力。

  实际上,三桂已操纵了云南军政官员的任免权。这与中央集权制是相抵触的,朝廷却允许他自主其事,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然而,朝廷中部分大臣已看出三桂自主任免官吏,有违国家体制。就拿三桂提升胡允等九人的事来说吧。四川道御使杨素蕴首先提出异议,他上奏说:“臣阅邸报(即内部情况通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一疏,以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他表示“不胜骇异”!并指出,“用人”是“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这一法规,从古至今,也不曾改变过。他举出在此之前任经略的洪承畴,虽“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但在选用人时,也仅以军前效力显著,或经略五省中“人地相宜”,资历与俸禄相当的,酌量题奏。可是却从未听说从其他省中提取完全不相干涉的人,以及现任京官的到云南任职。三桂竟“公然坐缺定衔”!

  三桂在疏请提升胡允等人的奏文中,曾写道:用人“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此驭之不速”……三桂的意思是说,在云南选人,苦于选不出更优秀的人物;求诸远方,又担心不能尽快前来,恐有误地方事。对此,杨素蕴予以驳斥,他说,就按他的意见论,如湖南、四川等离云南近些,犹可“计日受事”,而山东、京师、江南等处,“距滇南万里”,如果这还不算“远”,不知何地为“远”?

  杨素蕴指出,三桂“用人”权,是皇上临时给予“便宜”行事权,不过就近调补官员,不致误地方事。如果全国官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都可随便择取,那么用人权怎能统归于吏部,名正言顺?云贵新经开辟,治理乏人,其部属才品为三桂所知,亦可先行具题,奉皇上圣旨后,令吏部照缺补授,犹不失“权宜之中计”。但三桂自行拟定人选提升,无异于吏部,这不是轻视国家制度而亵渎国体吗?

  杨素蕴写到这里,进一步强调,三桂擅自用权将带来严重后果,说:“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敬肆。在该藩(指三桂)历有年,应知大体,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机先。”他请求皇上以“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得之矣。【杨素蕴的奏言,详见《清世祖实录》,卷142,18~20页。】

  杨素蕴的奏疏,不幸而言中,为后来的事变所证实,可谓有先见之明!可惜,他的警言并没有引起世祖与朝廷大臣的重视。此时三桂受到朝廷的宠幸,正依赖他保守南疆,对他并无明显疑心,杨素蕴的奏言岂能打动朝廷的心?仅将他的奏疏交有关部门存档而已。结果,三桂所拟用的胡允九人,都如数批准。杨素蕴奏疏中,提到三桂拟用胡允十人,而世祖批准的却是九人,显见删去一人,可能漏载。

  三桂得知杨素蕴弹劾他,深为恼火,立即上疏反驳,摘录其中“防微杜渐”等词语,“请旨诘问”杨素蕴,作出解释。杨素蕴遵旨回奏:“臣官御使时,见平西王吴三桂题补方面官,不论内外远近,一例坐缺定衔,有碍国体,是以具疏驳正,至于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臣与该藩素不识面,有何嫌隙?不过据理而陈,非别有意见。”【《清圣祖实录》,卷5,12页,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1页。】虽然说得有理,朝廷不敢开罪吴三桂,就处罚杨素蕴,借口回奏“含糊巧饰”,欲给以降职,另调他用的处分。杨一气之下,掷官回了陕西的宜君故乡,“闭门不出”有十余年,直到三桂叛清后,才重新被起用。【《清朝先正事略》,卷5,“郝雪海中丞事略·附杨素蕴传”。按:清官方实录在记载此事时,删去了把杨打发回家的史实,惟恐在这个问题上有失世祖的面子。】

  正处在上升阶段的吴三桂,连朝廷对他也得谦让三分,一般大臣岂能动他一根毫毛!

  一方面,三桂将自己意中人从外省调来充实力量;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亲信派往其他各省任职。他直接给吏兵两部批文,令某为某地官,授某为某参将、游击,如吏兵两部选用云南、贵州文武官员,与三桂意见不合,必须撤回,只能任命他选用的人,包括选送到外省去,名曰“西选”,即平西王选用的官员。康熙五年十月,兵部不得不向圣祖提出,把选用云贵武职官员的权力交给三桂掌握。兵部抱怨说:当兵部推选出新任命的云贵武官,还未到任,而三桂另已推出人选,以致兵部推选的新官员只好中途返回,造成往返苦累。兵部明知管不了云贵的武职官员的事,干脆不管,便请求“照吏部例”,将此两省武职员缺,“悉听该藩题补”,如无可补之人,由三桂题明,然后兵部给予确认。执掌朝政的四辅臣表示同意,年幼的圣祖皇帝自无疑议。这样,兵部仿效吏部,把它对云南的用人权统统交给了三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全国各地,所谓“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它足以反映三桂权势之大!

  三桂还通过垄断地方科举权,把他的藩属子弟选入为官。仅举一例:康熙五年,云南乡试,他的属下中举的达163名。三桂深感满意,不禁自夸:“藩下子弟彬彬多文学之才。”主持考试的官员和地方大吏,皆迎合三桂之意,连那些乳臭未干的少年孩童,“未入棘院”,也把他们的名字列榜署名。【《庭闻录》,卷4。】这些藩属子弟,在三桂的庇荫下,得以飞黄腾达,无不感恩于三桂,抱以感激之情。在他叛清时,他们都成了他的积极追随者。

  出任云贵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一切指令出自朝廷,三桂本不敢过于专擅。但这些大员们都慑于三桂位高权重,无不“改容加礼,惟恐得罪藩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见《荆驼逸史》】。三桂自觉受之无愧,发号施令,他们就惟命是从。他想名正言顺地控制两省的督抚大员,特请命朝廷下令督抚受他“节制”。朝廷毫不迟疑地立即应允。为便于控制,三桂分拨他们的驻地。原先分设贵州总督,驻安顺,云南总督驻曲靖,后合并为云贵总督。康熙五年正月,三桂建议应驻贵阳。【《清圣祖实录》,卷18,8页。】在此之前,还提出,云南提督移驻云南永昌府,贵州提督移驻安顺府。【《清圣祖实录》,卷5,6页。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对这些要求,朝廷没加考虑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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