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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今特授金册金印,仍封为平西王。王其善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清世祖实录》,卷60,6~7页。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96页。】

  金册内历数三桂镇汉中的功绩,可看做是对他三年来的一个总结。但金册文内,对吴三桂随阿济格第一次入陕的功绩只字不提,这是因为阿济格犯了军律,遭到谴责,所以,朝廷回避提及此次入陕之战果。根据金册所记录的数字,他在陕西已歼灭抗清力量五万余人,为稳定清朝在陕西的统治和大业的统一,做出了新的贡献。朝廷是满意的。尽管多尔衮死后失势,丝毫没有影响和动摇三桂的地位。相反,在顺治亲政伊始,就给他颁发金册金印,这既表示对以前赐封的承认,又等于是重新赐封,来显示新当权的世祖的权威。不言而喻,此举对三桂也是个安抚和鼓励。

  事实表明,三桂在汉中三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又赢得了顺治和朝廷诸臣的欢心,这使他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继续朝前迅跑!

  三、略定四川

  在给吴三桂颁发平西王金册金印的同一天,即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八日,朝廷又向他发布了出征四川的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处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朝廷西顾之忧。钦哉。【《清世祖实录》,卷60,7~8页。】

  这份皇帝“敕谕”,指授三桂用兵四川前后的大政方针,对军队内部和对敌人的政策也做了具体规定。为了鼓励他早日取得成功,朝廷授给他比以往更多更大的权力,例如,奖惩、生杀皆由三桂自主决定,除特殊情况,不必请示朝廷。平定四川后,凡军事方面事务,都按三桂的命令办理。这就把地方的军事大权都交他掌管。敕谕中还特别规定,各文武官员谒见三桂时,必以王礼。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即使多尔衮在世时,也不曾授予他如此之多的权力!

  世祖在颁给李国翰的敕谕中,处处都写明他这次入川“凡事协辅”三桂,“助王(三桂)”处理有关事宜。明确规定,三桂是主帅,李国翰处于辅助地位。【《清世祖实录》,卷61,4~5页。】在顺治五年颁给他们两人镇守四川的命令中,根本不提谁主谁辅,同时,还授予李国翰“平西大将军”的头衔,享有很大的军权,实际上还给予他与三桂同等的地位。所幸的是,两人到了汉中;特别是在剿抚过程中,尚能和衷共济,没有发生摩擦,行动配合默契,进展迅速。这也许是再次任命两人一体进川的一个原因。与前不同的是,明显地提高了三桂的地位,把李国翰降为“辅助”。因为是皇帝的任命,他们无须争高下,就俯首服从皇帝的调遣。

  在三桂与李国翰此次经略四川前,清兵已多次进川剿抚。最早是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刚刚剿灭李自成部农民军和南明政权之后不久,执政的多尔衮便腾出兵力取四川。当时,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李国翰等“剿四川”,【《清世祖实录》,卷21,18页。】攻击对象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大规模进兵征剿,是在顺治三年正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精兵猛将,向四川发动了强大的进攻。【《清世祖实录》,卷23,9~10页。】当年十一月,就传送捷报:“献忠伏诛,四川平定。”【《清世祖实录》,卷29,8~9页。】朝廷自以为太平无事,岂料两年后,四川又动乱起来,张献忠余部在四川各地起义、暴动,明宗室也趁机起兵,欲夺回已失去的权力。顺治五年三月,幽禁亲征过四川的肃亲王豪格时,曾指斥他的罪状,首罪是征四川事,说他“出征四川,已及二载,地方全未安定,地方官亦未有以投诚平定入秦者”【《清世祖实录》,卷37,14页。】

  多尔衮出于对豪格的个人恩怨,所作上述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清朝接管四川,又出现新的动乱,是在豪格率大军撤离四川以后的事,地方已留给朝廷命官处理,但地方驻军不足,没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当张献忠余部,以及明朝遗臣等又组织抗清时,就打乱了清朝在四川的统治。他们攻城略地,纷纷把清朝官员驱逐出境,或活捉处死。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有发生,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多尔衮独责豪格是不公平的。

  在这个问题上,多尔衮已看到四川形势的严重性。顺治五年四月,四川巡抚李国英报告的四川形势,令人不寒而栗!他于顺治三年正月随豪格征四川,被留下,委任为成都总兵。当时,成都残破不堪,到处是坵墟,“孑遗饿莩,百里无烟,寇党纵横”。所幸豪格大军尚在,地方还较安定,渐有起色。“不意王驾(指豪格)凯旋,寇党又复四起。”他领兵千人,已死亡过半,处境危迫。四川东南镇、道各官,有柏永馥、张勇、袁一相、董显忠等人,因为“无粮,贼众合营”,都来成都商量对策。正愁无兵无饷之际,李国英又被任命为四川巡抚,他“惊慌莫措”,不敢接任。他看到四川形势朝不保夕,岂能担此重任!正如他惊呼:“斯何时也!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兵寡饷无,何为恢剿之资?”当时四川惟一的希望,是盼“秦兵”(陕西兵)入川援救。可是秦兵“数不过千”,所赖秦饷,不过仅够千名秦兵之用!种种困境,不一而足。【《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66页。】

  这正是顺治五年后出现的形势。几乎同时,在山西大同,有姜瓖叛乱,引起山陕两省大乱。山陕为京师右臂,近在肘腋,多尔衮把大批兵力和能征惯战的将官都用于这两处,甚至他还两度亲征大同,把山陕的叛乱放在他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远在四川的叛乱,一时顾及不到,只好先听任下去,等平定山陕之后再作打算。

  从顺治五年到顺治八年,将近四年时间,清朝以很大的代价平定了山、陕,这才考虑并迅速做出决定再派大军进川,恢复它的统治。驻扎南郑的三桂与李国翰部,兵力既强,足以对付那里的抗清的武装力量;还有,从汉中入川最近。凡“大兵之剿逆下川,必取道于汉中”【《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568页。】。由三桂与李国翰部入川最为便利。

  吴三桂进川前,四川半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天下。永历是继弘光、隆武等政权之后又一个南明政权。永历帝即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桂王朱常瀛的第四子。他的封国在衡州,于崇祯十六年被张献忠攻破,他的长兄与二兄被处死,其父携宫眷逃到广西,最后在梧州定居。由榔与家人失散,历经波折,也到了梧州。不久,他的父亲与三兄也相继去世,他成了桂王的惟一继承人。至南明第二个政权隆武灭亡,一些重要大臣如瞿式耜、吕大器、丁魁楚、李永茂等相聚于广东肇庆,紧急磋商拥立新君,都以由榔为神宗嫡孙,入选最为合适。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他们去梧州迎接由榔即位。他的嫡母王太妃极力劝阻,说:“此大事,恐不胜任,愿先生更择可者。”群臣坚请,硬是把由榔接到肇庆,并在这里即帝位。【见[明]鲁可藻:《岭表纪年》,卷1,5页;[明]瞿共美:《天南逸史》,264页。[明]钱澄之:《所知录》,卷2,18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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