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2)_李治亭

一二

　　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国榷》，卷98，5927页。】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迟至八月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国榷》，卷98，5940页、5949页。】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

　　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五、婉拒诱降

　　吴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几乎独身一人逃归宁远，所部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对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初，三桂练兵已达一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兵，约是二万五千之数。【《国榷》，卷97，5908页，记为3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崇祯指使他：“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显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国榷》，卷97，5908页。】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9，24页。】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清太宗实录》，卷59，15页。】。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清太宗实录》，卷59，17页。】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清太宗实录》，卷5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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