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6)_李治亭

六

　　三桂疾驰至城下，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面，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三桂下马，向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寿抚摸着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

　　【吴三桂闯围救父，明清官书均不见载。《庭闻录》记其事，而不记时间、地点；《吴三桂纪略》记事详，也不记时间，却记此事发生在大同。《平吴录》同样不记时间，又记事在宁远。考之史实，祖大寿并未守过大同，故不存在大寿与后金兵遇于大同城下之事。惟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率大军袭大同、宣府，吴襄奉命应援，三桂可能在军中，大寿则远在锦州。如此次有三桂救父之举，与各书所记“少年救父”不合，至于在宁远城外，遇后金兵，亦无史实可证。最有可能的是，天聪四年（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援，在建昌相遇，吴襄率侦骑远探被围，才有三桂救父之事。】

　　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三桂的义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庭闻录》，卷1。】

　　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而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陷，每当与人谈话不投合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庭闻录》，卷6。】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的无畏精神，他“沈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游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之间无疑。这期间，他隶属傅宗龙。崇祯三年，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三桂的提升也与他有关。有一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时，傅宗龙的儿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属，三桂待他如“亲兄弟”，以报当年其父之恩。【《庭闻录》，卷6。】傅宗龙在辽任职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解职回家。【《明史·傅宗龙传》，卷262。】

　　崇祯四年（1631年），由于父亲兵败而被削职，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八月，皇太极发动了攻取大凌河（辽宁锦县）之役，他以数万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率城内3万军民固守。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掘壕筑墙，四面以重兵把城围住，断其饷道，又于城西另驻一军，专截锦州方面的援兵，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困，城内粮尽援绝，逼使祖大寿献城投降。

　　明朝识破后金的作战意图，不能坐视不救。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宋伟，《清太宗实录》和个别史书写作“钟伟”，《明史》、《国榷》、《庭闻录》等多数史书写作“宋伟”，今从之。合兵四万余赴援。【《清太宗实录》，卷9，41页称：明“马步兵四万余”，此系夸大数字，实则不过两万多人。】行至离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30里许的地方，即长山与小凌河之间，与后金兵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杀伤，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击锦州，直抵城下，吴襄、宋伟率部出战，没有取得战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这天，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又会同吴、宋两军援大凌河。

　　明军渡过小凌河，行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兵不得前进。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冲明兵大营。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铅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冲入张春大营，明兵奋起接战，但抵挡不住后金兵的猛烈冲击，阵势混乱。“（宋）伟与（吴）襄又不相能”【《明史·孙承宗传》，卷250，6476页。】，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33人都被活捉。【《清太宗实录》，卷9，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261。】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明清史料》乙编第2本，136页。】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

　　明朝屡次增援大凌河城，屡次失败，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张春、吴襄、宋伟等这次增援损失最为惨重。自此，援兵断绝，祖大寿再也不敢出城突围，坐以待毙。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骇”。【《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1页。】在追究兵败责任时，给予吴襄以削职的处分。三桂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自然还处分不到他的头上。

　　吴襄被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在军队中继续供职，戴罪立功自赎，而他也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贰臣传》，“孔有德传”。】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山东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日，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宦官本是皇帝的宫内奴仆，不能参与国家大政。但明自永乐时就起用宦官，特别是到天启时，将宦官放出宫，置于军队之中，命他们监视各级将领的一言一行，凡军情必请示他们而后行，名曰：监军。高起潜即是其中之一。崇祯即位，虽然镇压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却继续指派太监监军，此实为明末一大弊政。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跟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务。【《明清史料》首册第1本，“督发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题本”，参见《庭闻录》，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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