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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上 明末悍将

  一、辽东豪族

  在渤海之滨,河北与辽宁两省临近交界处,矗立着一座雄关,她就是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峥嵘险峻的燕山,峰峦林立,高插长空。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飞腾直上,似蛟龙起舞,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长城的起点,俗称老龙头,伸向大海,畅饮着万顷巨浪。山海关整个城垣与万里长城连接,背山临海,虎踞龙盘,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四百里,于山海之间有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如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山海关之险,当之无愧。难怪古人称颂她:“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自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山海卫,始名山海关,她就成了“关里”与“关外”的分界线。按方位,“关外”也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做“关东”。

  在明代,山海关以东,包括现今辽宁省大部,称为辽东。山海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东门外即属辽东地方,是关城的重点防区,像威远城、八里堡等城堡,墩台罗列,紧紧护卫着东门,像哨兵一样,警惕地注视着东方。

  出东门30余里,为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辽宁省绥中前所),由此继续东行30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卫”(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辽宁绥中县城),距山海关约120里,与中前所城均属广宁前屯卫管辖。

  中后所,全称叫中后千户所。明在辽东实行卫所区划,大者称卫,小者称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处位置却很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甚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辽宁兴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的适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时明崇祯十三年,明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明朝在这里常年派驻军队驻防,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很齐全,官舍、民居、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应有尽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间,人口约三万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626页。】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吴三桂生年,史书极少记载,惟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67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与孙旭所记吻合。又,其出生地不详,姑存此说。父亲吴襄给他取名三桂,字长白多数史书记为“长白”,《清史稿·吴三桂传》写作“长伯”。其实白与伯读音近似,写法不同。又,《平吴录》:“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据现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关于三桂的兄弟姐妹人数,各书均无完整记载,已知他弟兄三人,是否还有兄弟,不得而知。至于他的妹妹,各书也极少见载,仅见王永章《甲申日记》记有妹妹两人。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吴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们的先祖本是徽州(安徽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江苏高邮)。在他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刘健:《庭闻录》,卷1。】,才定居下来。所以,论籍贯,吴三桂应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邮。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史书记载不一,歧说纷出。如《清史稿·吴三桂传》笼统说是辽东人;《平定三逆方略》与赵翼《平定三逆述略》说是山海卫人;《明季北略》说是中后所人;《辽左见闻录》与《桑郭余铃》说是锦州人;《平吴录》又说是铁岭卫人,等等。今人也无一致意见。

  三桂的先人们离开富饶的江南水乡,一再北迁,最后“流寓”于遥远的塞外。他们为什么多次迁移,又为什么迁到关外定居?当时,辽东系边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军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明朝在这一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安定。而且这里地处辽远,气候苦寒,居民少,给人以苍凉之感,与内地那种村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与江南的繁华以及宜人的气候更是无法比拟!因此,内地人视辽东为“危地”,以去辽东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16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2页。】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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