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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那两位也不争了,一齐鼓掌:“红休侯精辟论断!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几位朝廷重臣,这些日子尽在一起瞎琢磨,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为什么能顺顺当当龙登九五?两条,一是民心,二是天意!如今您下得民心,上应天意,中间呢,还有我们这帮忠实走狗,您的条件全具备啦!”

  王莽可没他们这么乐观,从居摄到即真,虽说只有一步之遥,可这一步迈出去,要下多大的决心!弄好了,功成名就,弄得不好,那就是身败名裂呀!王莽可不愿意这么仓促地拿自己的整个儿政治生命去冒这个险!直到现在,王莽的目标也只是成为当代的周公,能够把江山为刘家治理好,百年之后在凌烟阁标上大忠臣王莽的姓名,也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他毅然决然:“此事万万不可!民心虽然归予,却也略有反复,至于天意嘛,单凭那一块丹书白石,恐怕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何况那道符命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安汉公为皇帝’,一个‘为’字,敲定了‘代理’的意思,‘安汉’二字,更是准确无误,是让予安定汉室,于怎么能违抗天命,怎么能代汉自立?这件事,咱们是棉花店着火——免谈!”

  王莽这么一谦虚,倒给他自己带来了麻烦。这年九月间,王莽的老娘功显君去世,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摄皇帝的丧服该怎么穿?也就是说,王莽应当以什么身份出现在丧礼上?

  如果按照孝道,王莽应该尽人子之仪,为生身母亲穿上五服中最重一级的丧服“斩衰(cui)”。上衣下裳均用最粗的麻布做成,缝制的时候,侧面都不包缝,故意就那么让毛边露着,表示孝子的悲伤已经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叫“斩”;还得用一块六寸长四寸宽的麻布连缀在外衿的当心之处,这叫“衰”,用意大概有两层,一是说孝子伤心,心都快碎了,得加上一层裹住那颗破碎的心,再一来呢,许是充当手帕的角色,供孝子擦眼泪抹鼻涕用的。斩衰的服丧期最长,为三年,这三年里头,不能剃头,不能刮脸,不能跟女人睡觉,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说邪乎点,连咧嘴乐一乐都不允许。

  这显然不能适用于已经成为摄皇帝的王莽,因为群臣们认为,摄皇帝虽然已然登上刘家的皇位,那就算刘家门儿的人了,从道理上讲,应当是继承了大汉嫡系长房的香火,就算要服斩毒,也只能是为孝元皇帝或者是幸元皇后即王太皇太后而服,功显君虽然是摄皇帝的生母,却不能享受这个待遇。让摄皇帝为她老人家服斩衰?除非她是太后!

  那么该穿什么呢?这可难坏了奉命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少阿、羲和刘歆:“这不是考我呢嘛!早听我的,即了真不就没这么多麻烦!即了真,功显君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皇太后,想怎么穿您就怎么穿!没人敢管!”

  牢骚归牢骚,想辙还得想辙,刘歆找了七八十位博士、儒生,都是研究礼仪的专家,把石渠阁的藏书翻了个遍,终于,让他琢磨出一个不伦不类却又说得过去的方案来:“缌麻!您穿缌麻合适!”

  “缌麻?颖叔,予也学过周礼,知道绸麻是怎么回事!这是五服里最轻的一种,是给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中表兄弟和岳父岳母服丧穿的,细麻布制成,服期三个月,这怎么行?那是予的生身之母,你不知道予最讲孝道?”

  “摄皇帝,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礼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庶子做了父亲的继承人,为他的生母守绸麻服。”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跟尊贵的父母成为一个整体的庶子,就不敢再为生身的麻母守三年的重孝了。功显君是您的生母不假,可您现在要对汉室尽忠,就不能对生母尽孝,忠孝自古两难全!三年的重孝,多影响您去履行皇帝职责,别忘了,大汉宗庙的祭礼要您去主持,尊贵的太皇太后要您去孝敬,还有大大小小多少礼仪活动,都等着您的光临!三年,太耽误事了!刘秀倒有个主意,当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周礼》里说:“国王为诸侯守绸麻服’,‘礼帽上面加上环绕而成的孝带’,您是摄皇帝,功显君相当于诸侯,您可以仿照天子吊唁诸侯的礼节,穿上这么一身,这就符合圣人的制度了!至于三年的孝期,可以让您的孙子,继承了新都侯位的王宗去守,连整个一吊、再会的丧礼全过程,也由他主持!您瞧这主意怎么样?”

  这也是在这种尴尬的形势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王莽只得批准。

  其实,感到难堪的不止王莽,朝廷里外的官员们甚至普通老百姓也觉得这种局面实在是别扭。地主阶级中的某些阶层,比如说中小地主和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渴望着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再分配的大好机会;被几代昏昏噩噩的君主统治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阶级期待着一个新王朝能够稍许卸下他们不堪的重负;而那些豪强地主集团和他们的代表刘氏皇族,也认为新王朝或许并不那么可怕,特别是这位未来王朝的当然统治者王莽颇为开明,几年来不是一直在维护他们的利益吗?

  在这种形势下,所谓民心,也就是新王朝建立所必需的社会基础,已经颇具规模,所欠缺的,大概就是使新王朝在一夜之间破土而出的那个什么天意了。

  什么是天意?符命呗!这东西好找,凡是不常见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统统叶以用来附会现实政治,以昭示天意。武帝时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不是开创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给看似荒谬不经的符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吗?大汉那么大,找出点儿符命还不容易?

  于是从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开始,各种符命陆续登场。

  先是广饶侯、宗室刘京报告:“七月中旬,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之间连做好几回梦,梦见一位天使,说老天爷让他通知辛当,摄皇帝应当即真,还说要是不信,昌兴亭将平地长出一口井来。辛当起床一看,真有一口井,不象是人工挖的,好几百尺深,睡一觉的工夫,钻井队也干不了这么利索的活儿啊!”

  没几天,巴郡的石牛也千里迢迢送到未央宫前殿。如果是寻常经匠人之手雕琢而成的石牛,也不值当一提了,可这头石牛,绝就绝在浑然天成,没有一丝斧凿痕迹,巴郡太守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特快专递呈送摄皇帝明断。

  王莽跟太保安阳侯王舜一块儿去看,刚到石牛跟前,天色大变,骤然刮起一股子狂风,飞砂走石,尘上暴扬。等风停了再看,咦,牛角上挂着一小包袱,打开一瞅,有一方铜符,还有一幅帛图,上头有字儿,写的是:“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按说这可是王莽亲眼得见了,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可王莽还是不敢把步子迈开,咬了咬牙,狠了狠心,憋出个小屁来,向太皇太后请求了两件事,一件是请允许在朝见王太后和小王太后的时候,不再称臣,升一格儿,称“假皇帝”,而群臣向他汇报工作,则去掉“摄”字,称为“皇帝”。另一件,是请求改元,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铜壶滴漏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搞过一次改元、再受命,据说是根据甘忠可、夏贺良提供的谶书改的,叫什么“太初元将元年”,王莽认为,孝哀皇帝理解失误,改错了,谶书说的“元将元年”,其实是大将居摄改元的意思,这符命是让他王莽改元,孝哀皇帝瞎起什么哄!临完王莽再次重申,尽管有这么多的符命命他即真,但他即使是即了真,也是汉朝的皇帝,是刘家的后代,将来还是要归还权力给孺子的,等孺子行了加元服的成人大礼之后。

  奏章被王太后批准了,既然还是汉室天下,刘家王朝,改元就改吧,去掉“摄”字就去掉“摄”字吧。

  可是万万没想到,刚隔了三天,事情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光王太后没料到,连王莽本人也没料到,整个儿是一个突发事件。

  就在王莽参观那头挂着小包袱的石牛那天黄昏时分,汉高祖刘邦的词庙里出了一档子怪事。

  冬景天,天短,黑得早,负责看守高庙的仆射炸了点了花生米,摊了俩鸡蛋,拌了一棵白菜心儿,打算杯酒消长夜,值班、喝酒两不误。汉朝的仆射不象唐朝那么厉害,相当于丞相,汉仆射小官儿,凑合有这老三样就酒就算不赖。反正爱喝一口儿的,倒都不挑剔下酒菜儿,有嚼头儿,能咂嘛味儿就行。

  嗞喽儿一口酒,吧嘚儿一口菜,喝得挺美。可耳朵不敢闲着,支愣着,听外边的动静,高庙哇,重点警戒单位,出了娄子怎么跟上头交待?

  等他喝得晕晕乎乎,头也沉了,眼也花了,舌头也大了,麻烦也就来了。

  屋外院里有人拿院作势:“是哪个值班儿?值班儿的在不在?”

  仆射差点儿没让花生米给噎着:“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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