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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以其独特的处世姿态和诗文风格,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因其独特,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分歧甚多、长期变化的过程。

  历代杰出的文人,其所为后世瞩目者,常常不仅是以其为文,亦是以其为人。或文因人著,或人因文显,当然绝大多数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辉的,人们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强。陶渊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隐者风度而引人注目,令时人与后人景仰其人品而为他立传作诔,而后才渐渐欣赏到他诗文中那种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衬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为人处世,这种具体的区分,对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视。陶渊明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极力赞扬陶渊明的人品,对其创作只以“文取指达”寥寥四字一笔带过。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当时文坛领袖沈约修《宋书》,将陶渊明归于《隐逸传》,强调他的人格,尤其赞扬他“耻复屈身后代”忠于晋室的节气。

  所辑入的《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纯是从记事角度,对其创作无一字评论,甚至在《谢灵运传》里详论魏晋文学发展,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仍无一字论及陶渊明。

  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之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评价并不高,只将陶诗置于中品。直到萧统,才开始给陶渊明的诗文以较高的评价,并为之编集、作序,又写了一个比《宋书》更详尽的《陶渊明传》。

  但是,萧统在编《文选》时,录《陶诗》不过八首,远不如录谢灵运的作品多,可见尚未认识到陶渊明诗的独特风格的独特价值。

  到了唐代,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来,同时分歧也多了起来。

  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的热情向往,又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激烈贬责。杜甫充满钦慕地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今渠述作与同游。”又对陶渊明为儿女操心过分不以为然:“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公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白居易用“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来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对陶诗更是爱不释手:“数峰太白雾,一卷陶潜诗。”对于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为之惋惜。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更是壮大了陶诗在诗坛上的声势、地位。王维肯定“陶潜任天真”,不满其“生事不曾问”,甚至责怪其挂冠归田的行为:“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颜真卿的“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之句,则极赞陶渊明的忠晋节气。

  宋朝诗话发达,评点文章风气大开,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断挖掘出来,陶渊明的地位升到顶峰。

  苏轼是历史上把陶渊明举得最高的一个。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夸奖略过,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几番起伏,与陶心境相通,爱人及文;二是陶诗风格是他所难学,他作拟陶、和陶诗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难以超越的,况时代不同,经历、心境不同,许多浑然天成的东西岂是摹拟得出的。苏东坡论陶一些话则相当有见地,显出其理解之深。《冷斋夜话》中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东坡续集》中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充分揭示了陶诗的深刻内蕴与独特风格。爱国诗人陆游少年时即爱读陶诗,手不释卷,乐以忘食,其《读陶渊明诗》赞美陶诗的艺术魅力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

  朱熹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也深为拜服,视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其《题霜杰集》中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

  黄庭坚称赞陶诗是“不烦绝削而自合。”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的“耻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时代,论陶的基本观点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两种对立意见的圈子。但清人龚自珍、谭嗣同的推崇陶诗,却能别有寄托。他们特别强调陶诗的“不平谈”精神。如龚自珍把陶渊明和屈原、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来说明他在读渊明咏荆轲诗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以为渊明“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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