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148)_杨立平

一四八

　　须知，明末清初之际，江南一带有不少汉族士大夫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坚决反清，最典型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三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了。正如《清史稿》中所写的那样：“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

　　江南一带由于受明末东林党、复社的流风遗韵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始终不肯与大清合作，若是当朝天子认真追究起来，那么满朝文武中还能有那么多的汉人大学士和汉官吗？还能有现在的徐元文、熊赐履等人在京城里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的情形吗？

　　身为帝王，贵为天子，顺治帝竟把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归庄、尤侗等人的诗文谱成乐曲，佐食下咽，这难到不体现了少年天子的博大胸襟和非凡的气度吗？这对那些饱学而又清高的江南文士不是一个福音吗？所以，徐元文、熊赐履们不再犹豫，不再“执迷不悟”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和境遇才比他们的父辈们要优裕得多，而他们的才华和能力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而博得个青史留名，岂不是善哉？

　　顺治帝宽厚待士的种种做法在朝中的汉官们最为清楚。比如王崇尚、王熙这俩父子便亲身体验过。父子同朝为官，平日里又备受皇上的赏识，这父子俩也就更加尽心竭力、勤于供职了。可是老虎也有打吨的时候呀，有那么一回，竟差一点送了两父子的命！

　　那是发生在北闱与南闱两个科举大案之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在朝的汉宫多半受到了牵连，就是与此案无关的官员也是人人自危，转眼间便觉矮了三尺，当然那些满洲的王公大臣和大学士们就更加得意洋洋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有一次退朝时，王熙父子竟不约而同地对朝鲜使臣垂头而泣，泪容悲戚，大失朝仪，被当日的纠仪给事中任克博参了一本！

　　这还了得？任克博奏称王熙父子“心里念念不忘故明，分明有叛逆形迹”！

　　对此，王熙父子只得认罪，承认是“情不自禁”，因为当时朝鲜使节一时疏忽竟穿着前明的朝服来上朝，令王熙父子触景生情，黯然神伤！

　　可是，就汉臣而言，思故明者便为不忠，不思故明者便为忠吗？这个念头在少年天子的脑海中闪过，他当即便有了主张，只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惶恐不安的王熙父子，微微一笑：“身为明巨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朕岂不明此理？起去！”

　　只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令在场的汉官们欷歔不已，王熙父子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多么宽容圣明的君主呀！

　　既是如此，顺治为什么又要严惩南闱一案中的众多士人呢？主要是南闱之弊，影响太坏，流传太广，不予严惩，难平民愤和士心。江南一带，人才辈出，精英荟萃，物华天宝，非其它地区所能相比。自大清开科取士之后，每一次会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多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顺治十八年在内，顺治朝前后共举行了八次会试殿试，其中，吕宫、邹忠倚、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五名状元是江苏人，史大成是浙江人，只有傅以渐、刘马壮两名状元是山东、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苏有两名；八名探花里，江苏省有四名，浙江有四名，还不包括在朝的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等汉宫，他们也多系江浙人士。因此，如果科场弊端太重，真才得不到选拔，势必使朝廷难觅良才，而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难免滋生不满和对抗情绪，甚至诋毁朝政，动摇民心。所以，顺治帝下决心严惩了南闱科场一案，并且使～些无辜的士人受到了牵连。当然，这里边恐怕也与满洲王公大臣对汉人的不满和挑拨以及汉人太过清高有关。比如那个有名的才子吴兆骞，都说他才思敏捷最善作文章，动辄下笔千言，最有“惊才绝艳”，可是当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时，这个吴兆赛竟交了一张白卷！

　　于是众议哗然。因为殿试有规定，“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吴兆骞不是没做完卷子，而是一个字也没写！原因何在？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皇上亲自覆试之曰，“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银裆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并且，“每举一人，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慓，几不能下笔。”在此恶劣形势之下，一向下笔千言的吴兆骞竟“战栗不能握笔”，“不能终卷”。也有人说吴兆骞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而制造了这个轰动朝野的白卷事件。其实，是吴兆骞看到殿试如同刑场般的景象，一时感慨万端，把笔一扔，朗声说道：“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太过狂妄了。

　　顺治一怒之下，将吴兆骞连同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发配到了宁古塔。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着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人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这一次殿试中，江南才子吴珂鸣同样身带刑具，在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的情况下，写出了为世人传颂的佳作，文列第一成为解元，不久，顺治帝特赐他进士及第。所以，吴兆骞的结局完全是他咎由自取的。

　　然而，仅仅是因为一人中举有舞弊之事，就要连父母兄弟子女都要连坐，充军到数千里之外的荒凉边境，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特别是宁古塔，清人称“其他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之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穴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如此看来，顺治帝这样的惩处未免太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纵观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虽然条例繁杂，但大致可以概括为打、杀、流放三种。表面上看起来，流放可以使人免受皮肉之苦，似乎更能够保全性命，比起前两种惩罚而言，更像是一种较为仁厚的惩罚。其实不然！受过鞭刑、答刑的犯人当时是皮开肉绽，伤痕累累，可是过不久伤口便会愈合。而杀头不过是碗大的疤，长痛不如短痛，倒也利落。至于流放，对犯人来说却是一种一辈子受折磨的酷刑，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只要是一息尚存，便要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因为朝廷动辄将犯人的全家、全族甚至几族一起流放，突然在一夜之间原本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遭到查封，籍没人官而且家人降为奴仆，为防止逃跑，一路上须带枷远行。普通百姓一般不会遭流放，要么就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要么落草为寇做一个绿林好汉，偏偏就苦了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名士”和“才子”，稍有不慎便会遭此厄运，而且原本不相干的亲族也要受到牵连。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

　　后人有这样的诗句：“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上半辽阳。”其实这里边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呀。所以，当不识时务的吴良骞服刑时，他在京中的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纷纷为他鸣不平，却已于事无补了。友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吴兆骞带着枷锁离京而去，吴梅材悲从心来，以诗相赠送友人上路。吴兆赛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若不是京城中老友的鼎力相助，他只怕要老死在宁古塔了！吴兆骞本想科举出仕，光宗耀祖，却反而连累了家人，到他五十四岁在北京去世时，他一直没有出人头地，只留下了几卷悲凉、摧人泪下、读之令人回肠荡气的诗稿和这个令人欷歔不已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吴梅村的《悲歌赠吴秀子》一诗吧：“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壁青蝇见排低，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衔？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优猛虎后苍咒，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虑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衹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吴兆骞的好友大词人顾贞观在吴遭流放之后，常常以词代书互叙友情，令吴兆骞感动万分。吴兆骞在塞外写了《寄顾舍人书》最为感人：“嗟乎，此札南飞，此身北滞，夜阑秉烛，恐遂无期，惟愿尺素时通，以当把臂，唱酬万里，敢坠斯言。”把一股悲愤慷慨的生离死别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顾贞观惦念友人，为此冤狱，特写了《贺新郎》亦名《金缕曲》二首相寄，也写得极为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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