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144)_杨立平

一四四

　　做为一个拥有生杀大权的世界上大国的统治者，顺治帝有时候倍感孤独和无奈。他手下不乏阿谀奉承之徒，却难寻一位勇敢无私、不计名利的忠臣，最终让少年天子感到欣慰的是，他发现了钦天监正汤若望可以做他无私的顾问和朋友，他待人友善，循循善诱；他思路敏捷，敢于针砭时弊；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官场的腐败十分反感……汤若望完全是一个自身清白、修持自谨而从无生活劣迹的人！起初，少年天子也曾有过怀疑，这位太过多情的福临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每每深夜，汤若望身边的侍从和助手们早已鼾声大作，进入了梦乡，而他却一直在祷告、看书或是写作。若不是事先派了心腹之人悄悄地监视着汤若望的一举一动，福临还以为这个老头肯定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做些寻花问柳、偷鸡摸狗的勾当，他怎么就能长期甘守寂寞和清苦？自己贵为天子，拥有三宫六院，还日日想着别的女子，甚至不止一次地换上便装在夜半更深之时溜出后宫去寻欢作乐呢！

　　爱屋及乌，顺治帝让汤若望过继他侍从的孩子为干孙子，让他改姓汤，赐名为“汤士宏”并且发了谕文说：鉴于汤若望终身不娶的诺言，其生活上无伴侣，子然一身，皇帝准其过继一个干孙子。此后，顺治给汤若望加了一堆头衔：钦天监正、太仆寺卿、太常寺卿。1653年，顺治帝别出心裁，发给了汤若望一张印有龙纹的极精美的敕书，上面写道：“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经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鉴于相，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屋心乃事。今特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估定历，补数千年之厥略非偶然也。”

　　顺治帝所谓“赐尔嘉名”果然是与众不同的，他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的尊贵称号。此后，汤若望更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到顺治十四年时，汤若望已正秩正一品，官帽的顶子上是一枚红宝石，深红色的朝服上用金线绣着一振翅欲飞的仙鹤。顺治帝并且按照传统，对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汤若望的父女和祖先都一一追封官爵。只可惜，汤若望了然一身，否则，他的子孙也要受益无穷了！

　　说来好笑，脑筋再聪明的欧洲人也不会理解，已经长眠地下一百五十多年的汤若望的曾祖父、曾祖母也会得到中国皇帝的追封！真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可是，大红大紫的汤若望好运似乎已经到了尽头。物及必反，乐极生悲，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些看似不太协调的字句开始悄悄地在汤若望的头上应验了。

　　“十字架的宗教是一条毒蛇，它散布妖言惑众，我要碾碎它的头，它的头就是汤若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汤若望看来，中国的皇帝已经向他袒开心扉，张开了欢迎的臂膀，顺治帝在听上帝的教诲时甚至虔诚地跪倒在耶稣圣像之下！这样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这个东方最庞大最古老的国家，将会成为基督的乐土。连中国的皇帝都相信，中国人的始祖也是由上帝造的，也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

　　然而，任何一种宗教总是根植于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士壤之中，在西方孕育出的基督教文化未必会在东方的土地上发芽、开花、结果。中国有由其自己土壤中孕育出的道教，有由印度传入却被改良吸收而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更有规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规范无形中起着与宗教相同作用的儒家文化，或者有人称之为儒教，它们早已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中国的宗教太多了，有时一间屋子里既供着观音娘娘又祭着太上老君，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蓄的特征，中国人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新的外来的宗教冲击或改变他们旧有的思想、风俗、习惯。

　　任何宗教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排他性。基督教传入中国，尤其是汤若望将其带入宫中后，夜郎自大、目中无人，凭借着皇帝的威严确立了尊崇的地位，强烈排斥其它教派。一些传教士甚至公然声称：伏羲亦为亚当子孙，而如来自犹太国者。这是中国佛、儒、道三教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尽管基督教在汤若望的努力下用一面十字架叩开了清廷的大门，并在与哉一带广设教堂，培养了一大批信徒，但在广大城乡老百姓的心中仍然是佛教占绝大的优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在这片古老而神密的土地上，君权高于教权，而佛教先入为主，在儒化之后早已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而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根，故而，当西方耶稣的灵光试图照亮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时，佛祖显灵了。对于横行肆虐的基督教，北京地区的佛教徒们深感愤怒，在顺治十年便集资重修了位于城南郊的海会寺，以此作为与异教抗衡的基地。海会寺的风水好呀，它恰巧坐落于皇宫至南苑的途中，是顺治帝往来的必经之地。况且临济高宗憨璞聪主持新刹之后，一时间宗风大振、趋者若骛，香火日盛，令基督徒们感到了莫大的恐慌。

　　其实，满族人的本教是萨满教，这是对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巫术的崇拜。起初，蒙古喇嘛们利用呼唤魔鬼和巫医之术去影响满族人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当满族人主中原之后，它虽然在武力上征服了天下，但在思想信仰上仍与汉族人民有着强烈的冲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清朝统治者急需寻找这样一种能为满汉双方都接受的宗教信仰来完成思想信仰上的融合与统一。由此，基督教因一个偶然的原因率先叩开了清廷的大门。尽管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的私交不错，但早已在脖子上挂上十字圣牌的孝庄太后是绝不会让儿子顺治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一分子的，因为，目光敏锐的太后已经察觉到这种来自异域的宗教并不适宜中国的文化土壤，顺治帝作为一国之君，对基督教充满好奇倒还可以理解，但却再不能向前迈进一步了。明智的帝王与母后不得不将目光放在了中原的宗教之上。儒教的思想已经日益渗透到满族人的生活和言谈举止之中，尽管它可以帮统治者“治国平天下”，但却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于是，根据在中原沃土之中的佛教便成了满清统治者的首选。

　　可以这么说，从汤若望那儿，顺治帝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寻求到了情感上的慰籍，但却不是真正的精神寄托。只有当顺治接触到佛教之后，他的心灵才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似乎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寄托，以至于他不顾一切地要抛开世俗烦恼落发为僧，至死也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

　　正当佛教禅宗的临济派僧人暗中摩拳擦掌准备与基督教一争高下时，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千里迢迢，于顺治十年来到了北京，参谒了顺治皇帝。虽然同属佛教，但喇嘛教只在北地西藏、蒙古一代流传，中原汉人并不推崇，说起来，佛教自印度东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南北不同的教派，它们之间有时也互相攻汗，势成水火，所以，五世达赖的北京之行反过来加快了中原佛教向满清统治者靠近的步伐。

　　满族原来不信佛，信天神，世间万物皆为神，疾病痛苦则请萨满跳神驱除。自明朝中叶以后，达赖和班禅成为西藏佛教之黄教的宗教领袖。三世达赖是奈南嘉措（1543-1588），他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关系极为密切，使蒙古各部摒弃了历来信奉的萨满教，改信佛教的黄教，即喇嘛教。而与清朝发生关系的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当时五世达赖因受西藏政治首领的迫害，暗中求助于漠西尼曾特蒙古和硕特部的顾实汗，顾实汗于明末率兵进藏并很快征服西藏各部，达赖得以成为全部藏区的宗教领袖。

　　顾实汗看到大清国的兴起和光明的前途，遣使朝见了清太宗皇太极，双方开始通使和好，渐渐地，满人也改信了喇嘛教，皇太极尊达赖为“金刚大士达赖喇嘛”，并以此定为大清国的国教。

　　喇嘛教是藏传佛教的俗称。自十世纪后期佛教在西藏复兴以来，陆续形成了许多教派。宁玛派——衣帽皆红，故称红教；萨迎派——在寺庙墙上涂以红、白、灰三色条纹，故称为花教；噶举派——僧侣修法时白色衣裙，故称白教；格鲁派——因其衣帽皆黄，故称黄教。最后由黄教首领宗喀巴统一了西藏各教派。由于宗喀巴早年在厄普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传教，故而蒙古是黄教的发祥地之一，喇嘛教成了蒙古人心目中最崇高的偶像和精神寄托。随着儿子入主中原的孝庄皇太后其实正是一个虔诚的喇嘛教徒。

　　但作为一个精明的成熟的政治家，孝庄太后充其量不过是全身心地为皇儿的江山社稷而打算。既然萨满教太原始落后，而基督教又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么便只有选择佛教了。孝庄太后不假思索地摘下了胸前的十字架，并在慈宁中的偏殿设立了佛堂，开始膜拜释迦佛祖了。不过，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改变孝庄太后这个人，她始终头脑清楚，她有执着的信念，所以她栖心禅学不过是顺应潮流，她嘴上有佛祖，心中却不一定有释迦，她只过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罢了，这就是这位“统西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的女政治家的精明所在。

　　但孝庄太后绝没有料到，她那潜心问佛、优礼释迦的儿子福临竟像着了魔似地，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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