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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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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也并非遍地荷花与牡丹,东坡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谈笑、唱歌、月夜泛舟,因为狱中有一万七千个欠债和私贩官盐的犯人等着宣判,有蝗灾要治理,有航道要疏通,有饥荒要调查。在苏轼这段时期所写的几百首诗中,我们甚至难以找到固定的主调。他写喜剧诗和讽刺诗,充满才情的风景诗、抒情诗、喧笑诗,也有不少忧愁的诗句。在他酒席上喧哗、愉快、嬉笑的外表中隐藏着不安、沮丧、悲哀甚至恐惧的情绪。 没有人比苏轼更能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他的才华使他将别的作家想要表达的一切更充实、更完整地化为诗歌和优美的文字。但是苏轼离开京师来这儿,心里挂着创痛。他对政事的发展倾向暗感恐惧和悲哀,他的伤痛比别人更深。他在密州写给乔太博的一首诗总括了熙宁四年(1071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间多产时期他在杭州和密州的一般看法。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间忤忧乐,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 另一首写给孔文仲的诗表达了他对官厅盛事的轻蔑感。 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金丝 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 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 随着他欢笑的诗篇我们也听到呼喊与叹息。我们听到鸟雀的鸣声夹着狱囚的呻吟,水车的咕咕声夹着老农妇的哀诉,湖上的喜宴也夹着他稀发渐白的怨叹。 苏轼不是一个高兴时故作悲哀,悲哀时故作欢笑的人。 很多他的朋友与他通信,他们都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政,只是因为王安石当时气势正如日中天,所以他们大都把意见搁在心里。欧阳修已经去世;司马光潜心写书;张方平沉迷酒杯;苏辙明哲保身。苏轼不够圆滑,他亲眼见到百姓受苦,除了田园美诗,他还不断写乡村不美的一面。他知道自己的诗篇远达京城,但是他不在乎,他的这些诗一天天堆成他罔顾政府威信的罪名。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杭州任满,当时他弟弟在山东省济州(现在的济南)任职,苏轼自请调到该省,被批准派往青岛附近的密州担任太守。他在密州只干了两年就被调任徐州太守,由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做到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 苏轼与杭州南北寺庙的僧友告别后,就携家北上。 他妻子王闰之买了一个十二岁的丫环,生性聪颖,名叫朝云,她后来在苏轼的生命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密州是个非常贫瘠的地区,主产大麻、枣子和桑树,此地的生活与杭州真有天壤之别。虽然做了太守,可苏轼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因为当时官员薪俸锐减,苏轼甚至以杞菊充饥。在《杞菊赋》的序言中,他写道:“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王安石罢官,新得势的惠卿又设了一种新法税,密州百姓根本无法负担。苏轼外出时,竟见到许多儿童被抛置路旁,有的大声号哭,有的奄奄一息,苏轼的心大受震撼,试想,做父母的若非到了实在万不得已的地步,谁肯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呢?苏轼救下了三四十个即将饿死的孩子,把他们安顿在各个家庭里,不过,“洒泪循城拾弃孩”,苏轼这样做,也只是杯水车薪,他是无力改变现状的。 这是苏轼最沮丧的时期,说也奇怪,诗人在最悲哀的时候却写出了最好的作品。这段时期,他的作品日臻成熟,愤怒与尖酸都过去了,只留下满心安祥与去意,就连他在自然中的欢乐,以及当日的趣味也更醇美,与杭州时期的情致截然不同。他愈来愈仰慕陶渊明,他的《西斋》诗中,不但可以看出真正的安祥与满足,而且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对自然的声音色彩也含有平静的喜悦,与田园大诗人陶渊明的诗相比,可谓不分上下。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也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奇怪的是,苏辙总是能使苏轼产生优秀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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