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104)

一〇四

　　这次病得也很重，不仅用大赦向天祈求痊愈，而且清廷的官员们就此提出建议，减轻太宗的政事活动。二十七日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雷兴上奏说：“皇上天纵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凡养民恤民，无不周挚，虽当大业创兴，实万世之圣主，当代之明君也。臣闻有道者，天赐纯嘏；福履者，景运灵长。今皇上道德醇备，福寿兼隆，虽偶尔不豫，辄获康吉，天之眷我皇躬也昭昭矣，举国臣民不胜欢忭。伏愿皇上保护圣躬，上答天心，下慰人望。近见政事纷繁，动劳睿虑，各旗、六部诸大臣虚设何裨？凡心劳则气动，更愿皇上清心定志，一切细务，付部臣分理，至军国大事，方许奏闻。况大业垂成，外国来归，正圣心慰悦之时，亦可稍辍忧劳。且时当食足兵强，皇上宜暂出游猎，以适上心。臣等谬任言官，惟以圣躬为重，伏望息虑养神，幸甚！”大学士范文程、希福把这份奏疏转达给太宗，立刻得到太宗允许，说：“所奏良是。朕之亲理万机，非好劳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诸务可令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完结。”【《清太宗实录》，卷63，20、21页。】

　　太宗派范文程把这个重要决定通知诸王，因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诸王一时感到不知所措。向太宗奏问：“皇上命臣等断理诸务，敢不钦承。但何项事应行奏请，伏候圣裁决定，则诸务庶可办理？”太宗又答复他们说：“未来之事何能预定？各部事务须尽心料理，有不能决断者会同诸王贝勒议结。如会议仍不能结者，方许奏闻。诸王每日黎明齐集，有事则奏，无事回各衙门办理部事。倘有当议事务，候旨齐集。”【《清太宗实录》，卷63，22页。】此事关系行政体制的重大改变且不必说，即于太宗身体欠佳程度完全反映出来。有了这个决定，太宗基本上交出了日常的行政事务，从而可见他病得实在不轻，估计短期内无好转可能。

　　同年十二月，到叶赫出猎，至开库尔地方，因“圣躬违和”，只得住在那里。诸王、贝子、大臣请停止行猎回宫，一时无所收获，不愿空手而归，恰在为难时候，第九子福临，当时才五岁，射中一狍，就此回銮了。

　　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初一日，又“圣躬违和”，连群臣的庆贺礼都免行了。接着又有布善说：“皇上腕力稍弱，仅获一兽。”

　　三月十七日，“圣躬违和”，大赦，死罪以下皆宥之。

　　四月初一日，“圣躬违和”，连续两天向盛京及境内各寺庙祷告，施白金【《清太宗实录》，卷64，16页。】。

　　从本年开始的几个月，“圣躬违和”次数之频繁，说明太宗的病连续发作。但是从四月到八月，的确有几个月的间隔，这使人觉得他好像不是个长期患病的人。

　　问题在于，不能把太宗之死同以前的“圣躬违和”割裂开来。说“无疾而终”，就是否定他死时有病，也不承认死前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重病。

　　太宗到底死于什么病？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透露了一点情况。这就是朝鲜史书的记载。朝鲜的记载曾说清太宗之死是“暴逝”。如太宗死后的九月初一日，朝鲜得到文学李在沈阳向本国发出的报告说：“清汗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李朝实录》，仁祖卷44，29页。】的确，这么一说，可以解释为“无疾而终”，也可以说成是遇害而死。但是，朝鲜人是早知道太宗有病的。如他们的史书记载，四月初六日“清人言于世子馆所，以为皇帝病风眩，愿得竹沥，且要见名医。上命遣针医柳达、药医朴等。”【《李朝实录》，仁祖卷44，12页。】

　　清太宗有什么病及需用药物，朝鲜人一清二楚。按他们所载，太宗患风眩。用药为竹沥。竹沥主治化痰、去热、解烦闷等病症。太宗一生劳累，晚年诸事更繁重，加上宸妃之死，操劳过度，情志不舒，痰火上升，必然眩晕，血热上涌，头昏眩。平素痰火重，容易引起中风症，高血压，猝然死亡。太宗所患病应不出这个范围，而且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管葛山人的《山中闻见录》所说太宗患“痰疾”而死，恐不准确。痰是其他病症引起，仅仅一个痰，构不成重病，也不致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另有人认为，太宗因怀念宸妃过度而死。自从崇德六年九月十三日宸妃死后，太宗一直朝思夜想，吃不下饭，“圣躬违和”，甚至还昏迷过一次。但仅仅是宸妃死的悲痛也不能致他于死地。宸妃死前，太宗已有病，使他最后断送生命的恐怕是多种因素的并发，主要是中风。太宗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躬亲。由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致使积劳成疾，病兆频频发生，特别是遇到宸妃之死，悲痛不已，更增加了他的身体负担。当潜伏的重病一朝突发，瞬息之间就夺去了他的旺盛的生命。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清太宗逝世以后，第二天，诸王大臣们把他的“梓宫”（棺材）安放在崇政殿，为他举哀三天。九月二十一日，昭陵尚未建成，就把他葬在这座举世闻名的陵宫里。有清一代，对清太宗一直推崇备至，根据他生前的文治武功，乾隆元年又给他加上美好的谥号，称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通显功文皇帝”，为他树碑立传。他的陵墓称为昭陵，陵宫御道两旁的石兽群中，有一对石马，是仿太宗生前喜爱的坐骥大白、小白雕制的。立在他的陵前，也有意让后人不忘他当年马上得天下的辛劳。

　　二、诸王争权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清太宗已经死了五天。人们正在从突然的“驾崩”震动中逐渐清醒过来，思考谁来当他的继承人。就在这一天，掌握极大实权而又觊觎皇位的多尔衮急忙到三官庙，召见内大臣索尼议论皇位继承人。索尼是太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顾多尔衮的个人欲望，大胆地发表逆耳之言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就是说，不同意多尔衮当皇帝。同一天晚上，太宗另一个亲信巴牙喇纛章京图赖也到索尼处，表示他不但决定立皇子，而且指名拥护豪格【《清史稿》，卷235，“图赖传”。】。争权的斗争从单个人的联系飞速地传开，从暗地里的矛盾急剧地发展为公开地剑拔弩张。紧张的气氛使人屏住呼吸。

　　第二天，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天刚亮，曾经是太宗亲自所属的两黄旗的大臣们来到大清门，商定立皇子，这是他们的一致意见。他们很明白，这是公然对抗多尔衮，情况之严重，既关系国家前途，也涉及个人安危。为了先发制人，太宗的这些亲信们命令两旗的精锐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然后他们一个个按次序进入崇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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