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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六月中,又传下旨意: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旨意严厉,地方守官只当成耳旁风。“乃今奴(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兵部尚书张凤翼在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发出一连串的责问:敌人至边墙才发觉,那么侦探者干什么去了?“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组练无闻,祗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虽然痛心疾首,朝廷大计却一样也得不到落实。

  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怯于同后金对阵,他们不敢出战,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发射大炮而已。有个南山参将叫毛镔,他奉命带部分兵士去永宁开会,但“四门紧闭不开”,他在城外与城上的张将官“接谈许久,并不开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

  惧怕后金兵到如此地步,岂不叫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向朝廷发出呼吁,请求援兵,声称:“职等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延庆(河北延庆)、保安“二州有民而军寡,势难对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

  二州陷落,保安州知州阎生斗被杀。兵力不足,这也是实情,他们则以此掩饰自己无能怯战。崇祯和他的大臣的一次谈话提供了真实情况。阁臣王应熊说:八月初,后金二十来个骑兵在山西崞县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听到这里,气得直顿脚。王应熊接着又说:崞县陷落后,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过了几天,地方官却向朝廷报告说,已收复此城。崇祯当即指令: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一律治罪,由兵部核实上奏【《国榷》,卷93。】

  明朝内部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崇祯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显见太宗的这次入塞又给明朝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形势,使它惶惶不安。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东路至繁峙(山西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坌。八月十三日,太宗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吴襄兵败,尤世威兵大战北门,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其他诸军先后攻克灵丘(山西灵丘)、崞县(山西崞阳县),攻忻州(山西忻县),明兵力守不下,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修兵败身死。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太宗到大同时,曾向明朝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了议和的建议。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一度也请求议和。但此事刚开始,他们就变了卦,还写了公开信挂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造反”。

  太宗到了阳和,针对他们的欺骗,给张宗衡写信,指斥明将虚诳无能,说:“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东华录》,天聪八年八月。】太宗约他们出城会战以决胜负,明将不置一词作答。八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阳和,闰八月四日,攻下万全左卫(宣化西),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七日,太宗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经是初冬的时候,才回到沈阳。

  清太宗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大五旬(一旬为十天),杀掠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其活动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当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在饱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尽管太宗宣布行军纪律,约束兵士,但它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取明朝财物,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明朝的军队纪律很坏,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灾难。王应熊指出:“彼(指后金兵)利子女玉帛耳,田禾未损。援兵屯城西,刈禾牧马,民甚苦之。”【《国榷》,卷93。】太宗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他的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明朝在其北部再也没有一条可设防的巩固防线了。

  3.6,万里疾驰

  一、林丹汗的兴衰

  明清之际,我国蒙古族活动于长城以北,东起黑龙江、西抵阿尔泰山的辽阔土地。按其游牧区域分为三大部分:以沙漠瀚海(即戈壁大沙漠)为限隔,其南部称漠南蒙古即内蒙古;北部称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西部称漠西额鲁特蒙古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又,福格:《听雨丛谈》,卷2。】。其中漠南蒙古东边与后金接壤,西边与明朝相连。三者鼎足而立,展开了错综复杂、尖锐而激烈的斗争。清太宗以他的政治家的才干和远见卓识,巧妙地施展政治和军事的斗争手段,把桀骜不羁的蒙古争取到自己一边,并使之归入后金版图。这是太宗的重大历史成就之一。

  林丹汗(有的写作陵丹)是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明人称他为“虎墩兔憨”,汉语即“可汗”。他是元朝宗室的后裔,按血统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他的祖先达延车臣汗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早在明初,元顺帝被逐中原,远遁大漠之北。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从此又分裂成各不相统属的诸部落,彼此争夺不已,互为雄长,明人统以“北虏”称之。到了中叶,活动于大漠南北的达延汗诸子大都“由瀚海南徙”【张穆:《蒙古游牧记》,七,“喀尔喀总叙”。】,进入内蒙古,驻牧插汉儿(即察哈尔)之地,因以名部【《明史》,卷372,“鞑靼传”。】。诸子分处各部,便形成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等九部【张穆:《蒙古游牧记》,七,“喀尔喀总叙”。】

  自达延汗历数世,传至达赉逊(明人称“打来孙”),始驻牧宣府塞外,为回避蒙古俺答部的势力,又徙帐于辽东边外。由达赉逊四传至虎墩兔,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即汗位,号库图克图汗【《明史》,卷372,“鞑靼传”;又,高文德等编:《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时,由于蒙古内部互相攻杀,明朝不断进兵袭击,各部多呈衰落状态。惟独林丹汗奋然有恢复祖业之志,积极进行统一蒙古各部的事业,力图重新建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在他的经营下,察哈尔一度强盛,士马精壮,没有敢与之对阵的。辽阔广大的漠南成了察哈尔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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