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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壮岁,书亦壮,犹嫖姚十八从军,初拥千骑,凭陵沙漠,而目无全虏。又如夏云奇峰,畏日烈景,纵横炎炎,不可向迩,其任势也如此。老来,书亦老,如诸葛亮董戎,朱睿接敌,举板舆自随,以白羽麾军,不见风骨而毫素相适,笔无全锋。噫!壮老不同,功用则异。惟所能者,可与言之。

  书有八字法,谓之“拨镫”。自卫夫人并钟、王,传授于欧、颜、褚、陆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会,得受诲于先生。奇哉!是书也非天赋其性,口授要诀,然后研功覃思,则不穷其奥妙,安得不秘而宝之。所谓法者,、压、钩、揭、抵、拒、导、送也。此字亦有颜公真卿墨迹,尚存于世。

  余恐将来学者无所闻焉,故聊记之。“”者,大指骨上节,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钧。“压”者,捺食指著中指旁。“钩”者,钩中指著指尖,钩笔令向下。“揭”者,揭名指著爪肉之间,揭笔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笔,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钩笔,名指拒定。“导”者,小指引名指过右。“送”者,小指送名指过左。

  在《书述》中,他以人从壮年到老年的气质变化为喻,论述书法说:字如其人。壮年时期,血气方刚,锋芒外露;书法亦多刚健挺拔,气势开张。就像西汉霍去病,十八岁从军,初拥千骑,驰骋大漠,东拼西杀,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及至老年,稳健持重,成竹在胸;书法技艺精湛,用笔娴熟,结字却少风骨。就像三国诸葛亮指挥三军征战西戎,攻城略地,屡战屡胜,可是他却轻摇羽扇,不露声色,难见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由此观之,壮年和老年的书法风格不同,功用殊异。此中奥妙,似乎只有书苑同仁方能意会言传。其实,书法并不神秘,所谓“拨镫”之法,也不过是自卫铄、钟繇、王羲之,经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陆柬之诸人衣钵相承,世人难于掌握的书法基本要领罢了。因为前人于书法一道多是口耳相传,很少见诸文字,所以偶得这一要诀的人便秘而宝之,不肯轻易示人。幸而我精心探研,悟得真传:“所谓法者,、压、钩、揭、抵、拒、导、送是也。”当今传世的颜真卿墨迹,就是遵循“拨镫法”书写的。我担心此法失传,使将来有志于书法的学子无所适从,特作如上扼要记述。

  从嘉对累世相传的书法基本要领的归纳与披露,特别是关于书法风格因人的壮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异的论述,更是独具只眼,发人所未发,为历代书家所不意及,这对于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和书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书评》中,从嘉又以一代书法大家高超的鉴赏力,对王羲之以后的几位书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视公允的评价:

  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

  从以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尽管从嘉对有唐一代诸多书法大家的批评略嫌偏颇,但却令人信服地说明,诸家当时均师承“书圣”王羲之,且各有取舍地继承了王氏书法艺术的某一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种溯源分流、切中肯綮的评析,表明从嘉对书法一道的功力深厚,是一位不乏真知灼见的书法评论家。

  从嘉善书,亦善画,而且书画同体,风格如一。他作画题材很广,人物山水,花木翎毛,无不涉猎。花木之中,墨竹尤精。他挥毫画竹,亦如握管书写“金错刀”体字,取遒劲与颤曲交融技法,从根到梢,一一勾勒,老干霜皮,烟梢露叶,披离偃仰,宛若古木,笔锋凌厉,状如削玉,神韵清爽不凡。后人品评,称其画法为“铁钩锁”。他作画不拘一格,有的庄重严谨,如工笔观音罗汉;有的诙谐洒脱,如写意戏猿游蟹。但或庄或谐,均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他的绘画作品,据《宣和画谱》载,直到北宋末年,宫中还藏有九幅,即《自在观音相》、《云龙风虎图》、《柘竹双禽图》、《柘枝寒禽图》、《秋枝披霜图》、《写生鹌鹑图》、《竹禽图》、《棘雀图》、《色竹图》。可惜,这些作品未能传世,致使后人失去了一笔无法弥补的绘画遗产。

  从嘉酷爱书画,又精鉴赏,更喜收藏。对历代丹青墨宝,特别是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不惜重金悬赏,多方寻觅。他曾令翰林学士徐铉,将内府所藏的历代书法名家墨迹编次摹勒精拓,并命名为《升元法帖》。据说此帖比后世称为历代法帖之祖的宋初《淳化阁法帖》为时尚早,惜今不传。对于其他所得书画,从嘉则亲自以歌诗杂言题跋,以朱红印泥加盖“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等篆文印章(惟独加盖金印“集贤院御书印”时用墨)。然后命有司以特制的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黑锦等上等丝织品装裱,用黄经纸签帖,最后交后宫保仪黄氏统一保管。

  宋人邵博曾得南唐建业文房藏书《阁中集》,见该书第九十一卷《画目》载,内收上品九十九种,中品三十三种,下品一百三十九种,其中有贵重名画《江乡春夏景山水》、《山行摘瓜图》、《明皇游猎图》、《奚人习马图》、《蕃王放簇帐》、《卢思道朔方行》、《月令风俗图》、《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猫》等。仅此一斑,可见从嘉收藏之富,亦可想见其当初派人四出求索之不易。难怪他在求得梁元帝撰写的《金楼子》一书后,曾百感交集地书写了《题<金楼子)并序》:

  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曰:

  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
  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

  然而,从嘉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他在诗中虽然指责博览群书、著作等身的南朝梁元帝萧绎,不该在西魏官兵攻陷都城江陵(今湖北武昌)时传旨纵火焚书,毁灭斯文;但在北宋官兵攻破金陵城廓之后,他竟是当局者迷,步梁元帝的后尘,命保仪黄氏将内府所藏书画图籍付之一炬,尽管焚余尚存六万多卷,业已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这种千古大错,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后人提起此事,无不对他进行谴责。

  精擅翰墨的从嘉,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此,他特别重视收藏和改制被历代书画大师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对于有“天下之冠”美称的南唐特产李廷墨、澄心堂纸和龙尾砚尤为热心。不论是舞文弄墨的青年学子时代,还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时代,都是如此。自然,这与李的耳濡目染有关。早在中主执政之时,南唐就于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扬州三地设置专官,督办墨务、砚务和纸务。从嘉即位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发扬光大,锦上添花,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用品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历代帝王都不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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