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传(9)_田居俭

九

　　从孤儿经将领、辅臣到皇帝的李，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长于治国安

　　民的政治家。他自吴武义元年（公元918年）辅佐吴政起，至南唐升元七年（公元943年）离开人世止，前后二十五年，在吴和南唐重要国事的决策中，始终是执牛耳的人物。这四分之一世纪，他在“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横亘在今江西、湖南和两广一带），西至湖湘（今湖南、湖北一带），北拒长淮（即长江、淮河），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的辽阔幅员内，奉行的根本国策是保境睦邻，劝课农桑，振兴文教。

　　李自幼生长于金戈铁马之中，亲身经历过伴随刀光剑影掀起的血雨腥风。每逢想起那烽火连天、尸横遍地的残酷年月，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孤儿寡母令人心碎的哭诉声。所以，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消散之后，他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为此，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汝等何以要争城扩地，使其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在他登位之初，谋臣武将急于建功扬名，争相上疏谏言：“陛下中兴，北方多难，宜出兵拓展疆土。”同时竭力鼓动他拿近邻楚和吴越两国开刀。当他伏案披览这类奏章时，先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继而朱笔批示：“讨伐之议，愿勿复言。”事后又现身说法，对左右讲：“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害深且久矣。吾今日实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从而恪守保境睦邻之策，力戒穷兵黩武之举，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南唐升元五年（公元941年）春天，南汉王刘龚派特使前往南唐，相约联兵灭楚，瓜分其地，李未加犹豫，当即严辞回绝。同年夏天，“素为敌国”的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惊悸而死，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嗣位，主少国弱，朝野上下六神无主，面对满目废墟不知所措。这时，南唐一些武将力主趁火打劫，纷纷请命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对臣下则极力劝阻：“众卿所言何其毒也！奈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方是圣贤倡导之正道。”因而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前去吊唁，厚赠“金粟缯绮”，资助吴越治丧度灾，重建京城。有的臣下对李这种反常举动困惑不解，背后讥讽他说：“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大事也！”李闻后一笑了之，也不加罪。

　　直到临终弥留之际，李　还不忘此道，紧紧握着长子景通（即后来的中主李）的手殷切叮嘱，“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吾欲求延年，试服金石，不想事与愿违，反倒速死，汝当以此为戒。他日北方倘以武力寻衅，汝能守吾言则为孝子，百姓定谓汝为贤君矣！”

　　在改朝换代的角逐中取胜的李，深知打江山的艰难，更知坐江山之不易。他从多年横刀跃马的征战中，亲自感受到了民如水，君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威力，从而在得天下以后，把爱惜民力、赡养民力摆在复兴百业的首要位置，对历代帝王在政通人和时期奉为圭臬的施政纲领，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的信条，更加坚信不移。由是，他充分利用保境睦邻政策赢得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富饶的江淮水乡大展宏图，兴利除弊，富民强国，把南唐建设成一方远离战乱漩涡、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正像时人沈彬在《金陵杂题》中所咏：

　　正惭海内皆涂地，
　　来保江南一片天。

　　李针对当时的州县官吏多系行伍出身，不善理政，办案不依法典，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他在立国之初，就采纳给事中常梦锡的谏言，大破以往“人主亲决细事，琐碎失大体”的政治弊端，“修复旧典，以示后代”，于南唐升元三年（公元939年）颁行与《吴令》并行的《升元格》。三年以后，又颁行经过修订的《升元删定条》。这部法律，强调严格执法，力戒滥杀，消除冤案，“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

　　鉴于中原兵连祸结，政苛税重，田园荒芜，李对北方迫于饥寒，背井离乡，流落江淮的难民，以及当地因昔年躲避战乱亡走山林的农户，积极招抚，妥善安置。始而计口给食，为其解脱冻馁之忧；继之按丁授田，免收三年租税，助其定居耕织，重建家园。对于植树垦荒成绩突出者，更以钱帛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对于人丁兴旺、聚族而居，勤于农事的人家，褒奖尤重，既“蠲复征役”又“旌表门闾”，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鼓励。李一次就同时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其中，江州陈褒，长幼七百口合族而居，生活井然有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全族上下和谐安康。

　　李深知取国艰难，更知守成不易。他为此礼贤下士，遍访为政之道。道士王栖霞的一番话语，深深打动了李的心：“治身治心，乃治家国之本。今陛下饥嗔饱喜，尚不能节，何以福及苍生？”李从中得到启发，坚决励志节俭。他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诗训，虽然宫内财物堆积如山，但他从不滥用一钱一物，生活因陋就简，仍如往昔。一次，有司奏请李，言及太子李要用杉木制作版障，李批曰：“杉木固然不乏，但宜留作战舰，版障以竹代之可也。”

　　这个寒门出身的君王，平日着装朴素，脚穿蒲编草鞋，衣无罗绮锦绣；盥洗、饮食等各类日常用具全为铁器，严禁有司添置金银制品；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下令将后宫年轻貌美的姝丽全部裁汰，准其各自还家择偶婚配，在身边只留几名老丑勤快的宫女照顾起居，对于那些使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歌伎以及舞乐、苑圃、器玩等等，他更是深恶痛绝，弃之不用。他没有因为自己新皇登位而大兴土木，另建宫殿，只是将原升州刺史时的官邸略事修缮，增加几处鸱尾、棚槛而已；暑月里，寝殿帷幔仍用葛布而不换轻纱；夜晚仍以油灯照明，燃用以“乌臼子”榨制的植物油，被小宦官戏称为“乌舅”；所用灯具还是杨吴时代马厩照明的旧物，这具高约五尺的捧烛铁人，唤为“金奴”。

　　一日黄昏，李急需灯盏，便传唤身边侍从：“速将金奴与我拿来。”顽皮的小宦官听了觉得好笑，小声说道：“金奴？乌舅配金奴，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由于李洁身自律，清正廉明，宋齐丘在李死后送的挽幛中大加赞颂他的道德操守，其中有一联是：“宫砌无新树，宫衣无组绣，宫乐尽尘埃。”

　　青少年时代就“以文艺自好”的李，在身边众多的文人学士熏陶下，当政后更加重视征集文献图籍。他下诏州县，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据说，有个名叫鲁崇范的儒生，家境困窘，柴米不继，却安贫乐道，潜心读书。九经子史，广贮一室，逐函逐册，亲手校订。当他得知李下诏求书时，欣然将全部藏书捐献出来，并说：“图书典籍，乃天下公有之物，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都是为了益国利民。吾家并非书商，何须待价而沽？”李将从各地征集的三千多卷图书，收藏在他治理升州时设置的“建业书房”。这些盖有“金陵图书院”藏书印章的图书，数量虽然有限，但却为南唐日后“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今名图，辐辏绛帷”，成为“文献之地”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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