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8)_苑书义

二八

　　1864年李鸿章还仅仅建议把西方近代工程技术引进科举，而丁氏“条款”却把引进科举的西学内容从近代工程技术扩展为“算学格致”、“机器制造”、“外国情势利弊、语言文字”，这就为改变八股士人谫陋空疏、学用脱节的积弊以励实学而拔真才创造了条件。可惜的是，清廷拒绝采纳丁氏“条款”，致使八股取士制度依然如故。李鸿章基于“功令所在自应趋就”的考虑，特于1869、1870年分别奏请加广安徽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各1名，加广合肥县一次文武学额各3名；加广江苏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8名。

　　1867年李鸿章会同曾国藩、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沪局是一所专门制造军械的兵工厂，而近代军事技术是离不开数学和其他科技知识的。李鸿章等认为，“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而要弄清其“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就必须翻译西方有关工业制造和与之相关联的实用学科的著作。因此，他们断言“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他们聘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同中国专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合作，“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业已译成《汽机发》、《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这表明李鸿章等倡导围绕军事技术而探索西学，并不重视人文科学和其他基础理论著作的翻译。

　　§督师“剿捻”

　　从1866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披挂上阵，取代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

　　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

　　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

　　曾国藩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纵观李鸿章剿捻战略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间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企图“长驱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宗禹攻陕西”。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10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1867年1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悍将张树珊。2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刘铭传所部铭字淮军，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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