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36)_钱穆

三六

　　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

　　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

　　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

　　疑辨二十三《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

　　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载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这事明矣。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为晚年一大事。

　　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穷取之矣。”

　　《史记·孔子世家》：

　　鲁哀以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洲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使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绩，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

　　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哀，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传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

　　然其内容不专着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

　　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

　　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

　　于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

　　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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