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94)_曹尧德

九四

　　季康子呷了一口茶，抿了抿厚嘴唇，将双眼睁得稍大一些说：“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保民安全起见，不得不伐颛臾，以绝盗踪。”

　　冉求听季康子说得似乎有理，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为难地说：“仓廪空虚，军费不足，如何敢兴师动众呢？……”

　　季康子的双眼又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弥漫着阴云，拖腔拉调地说：“冉将军，您身为季府总管，难道还需肥给你想办法吗？你就不会改丘赋为田赋，以充仓廪吗？”季康子又将改革的精神叙说了一遍，让冉求去具体实施。

　　季康子像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只要拖长腔调说话，便是在责备，在下命令，便是勿需置疑，无相商的余地。冉求两为季氏家臣，这点常识还会不知道吗？于是唯唯应命，开始作那讨伐顺臾的筹备工作。第一步自然是解决“仓廪空虚，军费不足”的问题。冉求不愧是孔门弟子中最多才与艺的一个，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思索，拟订出一分改丘赋为田赋的计划交季康子审批。季康子阅后大加赞赏，称颂不已。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实行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之法。“丘”是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所以叫作“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二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将增加一倍的负担，季氏将增加一倍的收入。

　　听了季康子的赞誉，冉求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又为季氏立了一功。但令冉求难堪的是，季康子命他将伐颛臾和改田赋的事一并去与孔子商议，因为孔子是国老，有了他的支持，实行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冉求来到杏坛，拜见了夫子，说明了来意。孔子说：“求啊，此乃你之过失！当初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鲁疆之内，乃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

　　冉求颇为委屈地说：“此乃季氏一人的主意，求并未与谋。”

　　孔子叹息说：“鲁之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取其一，只颛臾为附庸，尚算公臣，季氏又欲霸为己有，不嫌过分吗？求啊，你乃季氏两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又有大功于季氏。安有不与谋之理？昔周任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乃古之良史。这两句话是说，人臣在位，应尽力陈辞进谏；谏而不听，应去其位。臂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相扶，蹈险不引避，引路者何用呢？又如虎逃出栏外，珠玉坏于匣中，岂不是看管人之过失吗？”

　　冉求说：“颛臾城固，且近季氏费邑，如今不取，必为子孙后患！”

　　“求已不打自招矣，伐颛臾原为私室，怎说你未与谋呢？”

　　冉求低垂了头。孔子继续说：“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民少，只患不均；不患贫困，只患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远方之人不服，宜修义德，远人自来。如今你相季氏，远人不服，不能招来；疆域分崩离析，不能保全，却谋动干戈。吾恐季氏之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谈到田赋问题，孔子说：“丘非富家儿、理财家出身，不懂田赋。”

　　冉求说：“夫子前为鲁司空，别五土之性，使全国无荒废之田地，如何说不是理财家呢？如今身为国老，国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定，何故不发一言呢？”

　　冉求恳求再三，孔子只是不答，弄得那冉求留也不是，走也不好，处境十分尴尬，只是恭立一旁，动也不动。孔子徐徐地说道：“君子施行政事，需合礼法，然后颁行。苟有施与必求厚，行事无偏倚，取赋但求薄，鲁国旧有丘赋之法足矣。若然不合礼法而妄行，贪得财利而无厌，那么，虽分田财各为一赋，百姓无法负担，取者尚嫌不足，这便如何？季氏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之典法尚存，何必问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赋，何必来访问我呢？求啊，你专为季氏聚敛私财，公室田地，半数已归季氏，欲壑难填，何时是个尽头呢？”

　　冉求此番拜访夫子，不仅没讨得一言半语的支持，反而遭到一顿训斥，灰溜溜地离去了。

　　孔子讲的一番话，对冉求的一番训示，在道理上也许是对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季氏掌权执国，专横数代，一意孤行，哪里是冉求所能左右！冉求，家臣而已，孔子对冉求的要求是有些苛刻了。眼下的冉求，颇似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师命难违，季氏的话更不敢不听，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呀！冉求回到季康子身边，自然不能将夫子的意见，夫子的话和盘托出，他必须委婉地周旋，以维护夫子的情面，以维持夫子与季康子之间的关系。难啊，冉求！……

　　即使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怕也无济于事，所以季氏还是遵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

　　第二年春天，风和日丽的一个早晨，孔子出城访问一位老友，磋商编纂“六艺”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公良孺驾车，后边还跟着颜回、子夏、商瞿等三、五个弟子。

　　按时令已到清明，城外该是千山喷绿，万树滴翠，百花争妍的时节，原野里的越冬小麦亦该郁郁葱葱了。然而，此时的旷野却像一个懒婆娘，刚刚睡醒，正在揉着惺松的眼睛。车子来到一座村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和人们的面容，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面目不清，颜色暗淡。突然，村里的主事边敲铜锣边高声喊着从村头走来：“众位乡亲听着，宰府总管冉将军有令，从今尔后，改丘赋为田赋。今年每家需再交粮五斗，钱三百，两丁抽一，攻打颛臾。违令者严惩不贷！”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般的士卒。

　　村里的破庙前张贴着一张浆迹未干的告示，一群衣衫褴缕的老少正在围观，一个青年和几个面如土色的老汉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气。

　　“青黄不接之时，何处去凑这五斗谷子啊！”一个长者长吁短叹地说。

　　“倘若咱村再抽丁，往后有谁下地干活呀！”一个中年人说。

　　“这岂不是将人往死路上逼吗？”那个青年用拳敲着土墙说。

　　“唉，说这些有何用处呀！”长者说。

　　看了这场景，目睹这诸多面孔，听了这许多议论，孔子的心很觉沉重，仿佛有无数的刺芒在戳他的背，在刺他的心。这些可怜的、衣食不得温饱的农民似乎都在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责备他的过失，他不敢抬头看这些怀有敌意的脸。这样的心境是无法访友，更无法探讨知识和学问的，于是他命驾车的公良孺调转车头，返回府去。同行的弟子，有的理解夫子的心境，有的则感到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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