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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嘉庆皇帝接到如此详细的报告,对费淳等人的工作甚为满意,很快传下命令,直隶司书王丽南及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勋等二十余人抵法,处以极刑并查抄家产;对于失察的历任直隶总督、藩司,亦各按其任内虚收数目多寡,分别予以惩治,除病故多员外均交部严加议处,侵亏各数,俱令在各任总督、藩司名下分赔;已故各员,亦当责令其家属按数追缴,对于在职的人员,也很快给予处理。现任总督颜检革职,充军发配至乌鲁木齐赎罪;同兴亦革职;姜晟、陈大文、熊枚降为四品京堂;袭行简在藩司及署督任内,均有虚收情况,但他在交接时,曾奏明藩库款项未清,著庆格接手后查办,故给予革职留任;吴熊光在接任藩司时,对前任之虚收情况未有查出,虽有失察之咎,但在本人任期内,由于对下属管察较为严格,未有虚收情况,故只交部议处。

  嘉庆皇帝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这对于后来心慈手软的嘉庆皇帝来说,虽不可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着实不多见。各级官员似乎从嘉庆皇帝的这一举动中看出,嘉庆皇帝惩治腐败,不再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了,要动真格的了,一些平时行为不端、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也要有所收敛了。

  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各级官员在感受着皇威的震慑。当然,作为皇帝的嘉庆心里也十分不平静,一个问题久久地萦绕在他的脑际之中,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地方官员胆敢如此铤而走险?从这件事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这一天上得早朝,各位文武大臣分别呈上奏章后,嘉庆帝问道:“各位爱卿,还有什么要启奏的吗?”众位大臣齐声回答;“启奏完毕,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按照惯例,这些大臣们以为皇帝问到这话,该是退朝的时候,他们也该去各自办自己署中的事了,哪曾想嘉庆帝话锋一转:“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众位爱卿,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虽已过去,该处罚的也处罚了,其他官员们也都以此为戒,但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牵扯人员如此之多,作案时间如此之长的案件,为什么会发生呢?请各位爱卿发表发表高见。”

  皇上这么一问,可真把诸位大臣给问住了。要知道,处理王丽南一案,皇帝的决心之大是十分少见的,且凡是有所牵连的都受到了惩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谁敢轻易在皇帝面前谈到此事,倘若言语中稍有不慎,被认为与此案有牵连,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皇帝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都想到了一点上,只听大家齐声高喊:“臣下愚昧,吾皇圣明,愿听吾皇高见,请皇上不赐教。”

  看着叩头如捣蒜的诸位大臣,嘉庆帝似乎明白了大家的心思,道:“诸位爱卿,既然你们不愿讲,我就讲给大家听一听,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嘉庆帝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众大声齐声高喊:“愿听皇上教诲。”

  嘉庆皇帝清了清嗓子说道:“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主要是制度不严。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每个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周密、详尽、严格的制度,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否则的话,就可能为一些心存不良的人钻了空子。直隶司书王丽南之所以能长期以来以假印弊,还不是因为直隶的立法不严,杜弊不周,阘茸因循,至于此极。通过此案,对于今后直隶的藩库及各州县的批解银两,应该如何定立章程、定立哪些制度,从哪些方面去堵塞漏洞,我已经责成直隶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员裘行简、庆格等人认真研究,仔细斟酌,考虑一个周全的方案上奏我处,也好为其它各地借鉴。这第二点原因,当然是用人方面。朕深为忧虑的就是,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多,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而不少人仅知道的是自保身家,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这、这、能不是国家的忧患吗?……”

  嘉庆皇帝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各位爱卿都知道,我大清朝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列祖列宗留下的各种法规也不可谓不全,但仍然不时出现这种或那种案件,这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人,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执行的。有了制度,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执行,那当然令诸事皆顺。如果仅有制度,大家不去认真执行,那制度就形同虚设,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那制度就没有一点用了。直隶总督府以前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制度,关键在于各任官员没有认真地督察、执行,才给那些奸吏以可乘之机,几乎直隶各任总督、藩司在任职期间都出现过虚收、冒支,那唯有吴熊光任内没有出现过虚收。原因何在?”

  嘉庆帝说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道:“原因很明显,就在于人是如何执行制度。我们从审案过程中知道,那些被讯问的人员都承认,吴熊光任内之所以没出现虚收,是由于吴熊光督察严格,他们都惮其查察,不敢作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职守,实心任事与庸碌因循,情况就大不一样。诸位爱卿,你们以为如何?”

  “皇上所言极是,切中肯肇,臣下受益非浅。”众大声齐声答道。客观而言,嘉庆皇帝的总结,应该说是击中了问题的一些要害,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他是认识不到,贪官污吏之所以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就在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发了一通如此的议论,嘉庆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心里似乎轻松了一些,王丽南一案暂时平息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一位武官打扮的人在太监的引领下来到了嘉庆皇帝的御座跟前,但见那人“扑嗵”一声跪倒,先是一阵嚎陶大哭,哭得嘉庆帝莫名其妙。嘉庆帝毕竟是一国之尊,胸有成府,有容人的海量,耐着性子等那人哭完之后,和颜悦色地问道:“你有何事,有什么委屈,请慢慢地说来,朕为你作主!”

  “我乃受水师提督派遣,特来向我皇汇报近来海疆情事!”来人答道。“海疆情事,近来海疆情况怎么样了?”嘉庆急切地问道。

  嘉庆皇帝自从即大位以来,有两件事是最令嘉庆帝感到头疼和棘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前面已经叙述的:嘉庆帝即位的第一年,公元1796年,川、楚一带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嘉庆帝和其太上皇老子乾隆皇帝一起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调集各省人马,能征惯战之将士,放手鼓励地方豪强自办团练武装,靡费国库银近亿两,几乎花光了其祖上的多年的积蓄。为弥补此次亏空,嘉庆一朝甚至公开干了卖官鬻爵的事,历时九年,才镇压住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

  正因为被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团得焦头烂额,嘉庆帝连为其老子乾隆皇帝的葬礼也没能隆隆重重地举行,这不能不是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皇帝身后的一件憾事,也令嘉庆帝感到耿耿于怀。而令嘉庆帝感到十分头疼的第二件事,就是浙、闽、粤等地海盗不断滋事,扰得沿海居民无法生产和安定地生活,因为这海盗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行为不端分子所为,而是内外勾结,兵匪一家,势力甚为强大。这外部势力是嘉庆帝感到最为棘手的因素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清朝的藩属国安南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内乱。安南国内的阮光平、阮光缵父子(俗称“新阮”)发动政变,从其国王黎维祁手中夺去政权。这一行为引起了黎维祁的外甥阮福映(俗称“旧阮”)的强烈不满,他遂以正统自居,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最后虽然阮光平、阮光缵父子基本上巩固了统治,阮福映的势力也仍旧存在。“新阮”虽然经过一番争战取得政权,但是也处于国破民穷,财政困难的境地,为维护其统治,阮氏父子就唆使其官兵出海为盗,掠得钱财与阮氏政权“分红”,从而弥补其财政上的一部分亏空。这些海盗的目标首当其冲地就指向了势单力薄的中国商人,同时不断骚扰沿海居民,沿海居民为此灾害连连,叫苦不迭。乾隆皇帝曾因此发兵征讨安南,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到了嘉庆在位时,海盗仍常年出没于沿海,特别是嘉庆二年,一批海盗在罗亚三的率领下窜至中国沿海,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引起沿海人民的强烈愤怒,震动了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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