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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面对一篇篇的奏言,嘉庆帝显得不耐烦了,这些奏言,渐渐地都把矛头指向皇考,实在有损大清的威严和体面。虽然在父皇手下顒琰胆战心惊,如幄幕上的燕巢,但他一生最崇拜的还是父皇。如今,嘉庆帝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诵读《高宗实录》,不得有任何人打扰,诵读一个时辰后,才上朝听政,从不改变这种习惯。到现在,父皇的一些事动辄就被提起并受到责备乃至攻击,他如何能受得了,于是便下诏曰:

  “近来言事诸臣,往往不为国计民生,揆厥本衷,大约不出乎名利两途。其沽名者,如议增俸、赏兵等事,若蒙允准,于以市惠于人;不准,则归怨于上,似此居心,其巧作尚可问乎!其牟利者,则请修不急工程,图沾余润。况在宫言官,各有职守。近日并有现任封疆大臣,将他省之事越俎陈奏,或干预京师政务,是欲自见其长,而忘其出位之思。夫以总督统辖两三省,幅员辽阔,其任内应行整理及兴利除弊之事,不知凡几,即殚精竭虑,尚恐未能周到,何暇舍己因而耘人之田?嗣后内外大小臣工,若怀私见,不出为名为利者,断难逃朕洞察,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今朕特降此旨,杜莠言正所以来谠论,并非欲诸臣安于缄然,切勿错会朕求正言之意。”

  何为正言?朝野大小臣工都明白:皇帝喜欢的即正,皇帝不喜欢的即不正。亲政时的求“直言”而今成了求“正言”,言路又复回往日。

  那么,还会有人向皇帝直言吗?

  虽然白莲教匪尚在猖撅,但朝野一片稳定,嘉庆帝竟在丧服期间,选起秀女来。暮春选看八旗秀女,而今八月间则选看包衣三旗女子。刑部郎中达冲阿的女儿没有送到宫中让皇上选看,就把她许配给了人家,嘉庆帝知道以后大为震怒,申斥达冲阿目无皇上,并通行晓谕八旗及包衣三旗,在宫中选美之后,才准许婚配。

  果然没人指责嘉庆帝。然而真的就无人直谏了吗?

  面对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洪亮吉痛心疾首。他经常与法式善等人在一起畅谈国事,慷慨激昂,认为国家富强的出路就在于革新弊政,可是皇上现在却踏步不前甚至反对维新了,这怎能不让志士仁人痛心。洪亮吉在诗中写道:“幸多同志友,肝胆索郁勃,纵谈当世事,喜罢或呜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溢于言表。

  洪亮吉和他的同仁们看到,朝中的高官,地方的大吏,乃至州官县吏,只是贪恋官禄,贪图钱财,哪个为国分扰为民着想?洪亮吉更多一层烦恼,他的老师,他过去崇拜的偶像,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也是装聋作哑,明哲保身。

  洪亮吉想:我何去何从?只要我不吭不响,我就必然官运亨通,我刚到北京连升二级就是明证。那么我洪亮吉也是贪图富贵的人了?可是,如果我向皇上进言,我面对的是整个腐败的社会呀,面对的是已经倒退了的皇上呀!何况虽然有些人也指责贪官污吏祸国殃民,但是如果你奋臂疾呼,挺身战斗,他们就会龟缩起来,甚至还要反过来讥笑你,说你逞能。如今那些腐朽的官僚们已经麻木,国人士子也都趋吉避凶,我若有所直言,必定会落得可悲的下场——这是必然的,他们一定骂我是傻瓜蛋,憨蛋,疯子,狂徒。

  我还是回归故里,过悠闲自在的生活吧。于是他决定九月二日叩送高宗纯皇帝梓宫后即收拾行囊,回归故里。

  可是,乞假获准后,一个月中洪亮吉都寝食不安,特别是听到川陕官吏偶言营情弊时,感叹焦劳,有时竟至彻夜不眠。最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以为自己曾蒙二朝圣上恩遇,不当知而不言,他写了一首小诗名《自励》道:

  宁作不才水,
  不愿为桔槔。
  桔槔亦何辜,
  俯仰随汝曹。
  杈枒适当时,
  旋转如风涛。
  高原多低枝,
  感汝汲引劳。
  一朝时两行,
  弃置眼蓬蒿。
  宁作无知禽,
  不愿为反舌。
  众鸟皆啁啾,
  反舌声不出。
  岂繁果无声,
  无乃事容悦。
  依依檐宇下,
  饮啄安且吉。
  何忍视蜀鹃,
  啼完口流血。

  八月二十三日,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灵魂的煎熬,他终于作出决定,要向皇上直谏,他不愿做檐下的小雀。这一天,他写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及言时政启》,手抄三份:一份交于恩师朱珪,一份交于恩师刘权之,加一份则交于多年诗友成亲王永瑆。这封直陈时政的长篇大论后人称为《千言书》,全文如下: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这,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瑞、张文和、孙文定等,皆织织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团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大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骄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内署总督苏凌阿昏聩糊涂,贪赃枉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次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王,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偿所举非人,所言非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德,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造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可不得也。

  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之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支治则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堇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呼?

  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某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史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蒇国家之事?有明中计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沉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于成例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刑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辩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吴,二吴即袖其稿,走权门,借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衰赠曹锡宝之明者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类。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之力乎?则降官亦不是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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