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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向捷报。适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因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康生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

  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未保一人,亦何止一次手?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补叙战功;纵有挫衂,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客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端。而以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纵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这一切中时弊的谕旨刚一发出,天下随即震动。

  吴省钦看到嘉庆帝的诏谕后,犹如正月里打了个霹雳,骇异而又意外,他急急惶惶地来找吴省兰。兄弟二人相见,许久许久目瞪口呆,没有一句话,他们知道:大祸马上就要临头了。

  兄弟二人颓然地倒在椅子里,吴省钦道:“堤不是写份奏折,参和珅一本,我们知道和珅一些内幕,不如把这些东西公开。”

  吴省兰道:“哥哥,我也想过这么个计策,但我觉得现在已为时太晚了。想想上谕中的最后一句话吧——‘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幼主’——皇上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岁了,还自谓幼主,可见其愤懣之情郁积于今日已非一日一年,否则,岂出此语?想我侍读皇上,实际是和珅的暗探,我曾把他的诗稿拿给和珅,为此,皇上差一点受太上皇严惩。过去,我们跟着和珅,不就是觉得皇上平庸无能,为一介书生,觉得他是‘幼主’而可欺吗?想想我们做过的事,皇上能原谅我们吗?”

  吴省钦道:“现在如之奈何?——如今要紧的是与和珅联系上,商讨对策。”

  吴省兰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道:“这一层,我已想过。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们平时只是说皇上本是个平庸的人,谁知他是在装憨卖傻,行晦韬之计,以此保全自己而等待时机,以静制动。如今自内阁到都院的人事已作了调整,特别是步军统领及巡捕五营及健锐营、火器营的兵权,已收归定亲王绵恩,皇上如此迅速地在太上皇驾崩的第二天就作了如此的部署,这说明,皇上是在胸有成竹的情况下才发布这个上谕的。至于和珅,表面上是让他日夜值守殡殿,实际上是软禁他,斩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与他联系上,更何况,你我的宅旁,有许多陌生人。这样看来,京城,已被皇上牢牢地握在手中了,——唉,爱新觉罗氏,都非等闲之辈啊,想一想这嘉庆帝的祖上,哪一个皇帝不是如此。”

  “这么说连苏凌阿也不能见了。”

  “那只能罪加一等,何况苏凌阿两耳重听,双目昏蒙,混蛋之至,找他何用。别说苏凌阿,其他的一些将官侍卫也已经或撤换或看管,也是联系不上的——这绵恩的动作也够快的了。”

  吴省钦瘫软在椅子里,如一堆烂泥。想当年,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全,觉得此事重大,便把奏折拿来与他的同乡、同学、知己吴省钦看,可是吴氏兄弟明里大骂和珅,稳住曹锡宝,而暗地里却连夜向在热河的和珅告密。这种卖友求荣的可耻之徒,此时,也急惶惶如丧家之大了。吴省钦、吴省兰只能在大厦倒塌之前,胆颤心惊地熬着。

  吴省兰倒镇定一点,他只恨自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嘉庆帝面前他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吴省兰本来是和珅在咸安宫官学就读时的老师,后来和珅显达,他竟拜和珅为老师。吴省兰想起这些事,一点也不脸红,他只恨自己为什么在嘉庆帝面前没有把和珅的坏事给抖露出一些,他侍读皇上时为什么愚蠢到不脚踩两只船。吴省兰想:当时我只要搪塞一下和珅,而暗地里把和珅的所作所为向嘉庆帝密告该多好啊,这样两方面讨好,而又绝对不会引起和珅的怀疑,无论哪方面得势,我都能顺势成事,比如现在,我若不是在嘉庆帝面前做得太绝,只要顺势奏和珅一本,踹他一脚,我还可以捞个头功啊。

  “只要奏他一本,端他一脚。”吴省兰不自觉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哪知吴省钦听得特别真切,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道:“我一直在这样想——现在就写!”

  哪知道吴省兰却道:“这样不成………”

  吴省钦疑惑地望了吴省兰一会儿,又颓然地瘫倒在椅子里,恍恍惚惚中,他又听吴省兰咕哝道:“这个头功,让别人捞去了。”

  吴省兰说的一点也不错。

  广兴正在研究嘉庆帝刚颁发的诏谕。广兴的叔祖高斌,父亲高晋都位至宰相,是乾隆朝有名的治河大臣,其兄书麟与和珅一向不和,现在正充军伊犁。广兴起初是在礼部做事,背案牍如流水一般,大学士王杰非常器重他的才能,于是一路提拔上去,做了御史。但是他时刻都在等待着时机,等待着……

  对于广兴这样聪明敏感而时刻又都在寻找机会的人来说,是不难发现嘉庆帝诏谕的真正用意的。

  在大丧的第二天,皇上就发布了措词如此严厉的上谕,而且实际上是对太上皇《遗诰》——两天前的《遗诰》的推翻,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嘉庆帝亲政维新的开始。而皇上亲政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铲除和珅。这个上谕,就是号召天下的人去揭发他。试想上谕中的话,“带兵大臣及将领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这是在说谁?军队的将官多是和珅保举,而且如果没有和珅他们又怎能这样为所欲为?这里显然是明点前方诸将及地方官吏,实际上不正是把矛头直指向他们的总后台和珅吗?如果这里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后面的话已经直露无遗:“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衂,亦皆粉饰其辞,并不具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年高,惟将吉祥之语人告。”

  和珅当政,一切奏报都经由军机处,军机处留有副本,“入告”

  “皇考”的能是谁?只能是和珅,这不是把剑锋直指和珅吗?特别是最后一句,“勿谓幼主可欺也”,这是愤懣已极的话,谁能把四十岁的皇上当“幼主”而进行欺侮?——看来皇上对和珅已是恨之入骨,诛杀和珅,已等不得片刻了。虽然是大丧期内,皇上还身着丧服,但皇上看来已作了充分的准备,胸有成竹,而且在理论上已作了解释——“弥留之际,自以国家托付有人,而仅对军务留有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皇上把自己当成是太上皇选定的满意的接班人,而让他处理最大的事情——军务。皇上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剪除和珅与整治军务联系起来,从而表明剪除和珅就是对大行太上皇帝的大孝。

  既然皇上已号召我们揭发和珅而且和珅注定是输家,那么我还有什么可以观望犹豫的?

  可是,广兴思来想去,却想不出和珅几件实在的罪证,于是又不免踌躇起来,若笼统地说一些事情,比如议罪银制度,这又和太上皇联系在一起,怎么办?广兴在书房中踱着步,过了许久,突然哈哈大笑,道:“我真是庸人自扰。”是的,广兴想:罪证自有皇上列举,皇上现在心里早有定算,他所要的是有人弹劾和珅这一事实,从而顺理成章地、冠冕堂皇地逮捕和珅,我只要在奏折上写有“和珅坏蛋”

  “和珅元凶”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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