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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第五章 马案疑云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颠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

  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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