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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这一年年末,进讨王庭凑的兵马,仍无什么进展。

  白居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他主张魏博、泽路、易定、沧州四道兵马退守本界,然后抽拣劲卒交由李光颜统率,把指挥权交给李光颜,令其从东面进讨;令裴度临境招谕,以动摇其心,这样就可以收复弓高,进而解深州之围。白居易的《论行营状》是长庆二年正月初五递上去的,这期间正逢新年,但他却忙于写论战事的疏状,从这一点可看出白居易是相当关心国家大事的。然而这一番中肯的建议,又被唐穆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未过几天,魏博军溃,田布自杀,河北局势又陷入混乱。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做了宰相,他有意要解除裴度的兵权,便怂恿穆宗罢兵。穆宗听从了元稹的意见,诏除裴度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事。白居易对元稹的这种作法极为愤慨,于是上《论请不用奸臣表》,揭露元稹:“臣素与元稹至交,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白居易的这种不以私害公的精神,实在让人钦佩。

  白居易回京时,本是怀着对国家效力、匡时济世的宏愿,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上能报君恩,下可酬夙志。可回长安的这两年,他却目睹了朋友们为了权利明争暗斗,不肯尽心为国家效力,就连他的好友元稹也变了节,和宦官魏弘简等勾结,与裴度失和。当年“有节秋竹竿”的伟丈夫、自己的知己、诗友,竟变成如此的庸碌势利小人,令他心情十分烦闷。加之穆宗在政治上荒怠,整日游猎,宴会,不听谏劝。当时的宰相王播、萧俯等龌龊卑污,没有远谋大计,一味盲目地主张销兵。对蕃镇处理失当,结果使河北局面大乱,成德节度使田弘正,为部将所杀害,田布被迫自杀,河北又成为了安史以来的半独立状态。白居易事前有《论行营状》详陈对策,主张委李光颜从东边讨逐,委裴度四面临境招谕,就军事形势指出平定战乱的策略。无奈三上奏疏,均遭冷遇。他深知政局颓势已成,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偶圣惜年迈,报恩愁力小。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自己既无回天之力,留在京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容易罹祸。于是便力求跳出这恶浊的政治旋涡,申请出京去做地方官。

  同年七月,唐穆宗准奏,任命他为杭州刺史。

  白居易接到诏命,非常感慨。他在《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次蓝溪作》一诗中写道:

  太原一男子,自顾庸生鄙;
  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
  既居可言地,愿祝朝廷理;
  代阁三上章,戆愚不称旨。
  圣人存大体,优贷客不死。
  风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

  离京外任,虽是白居易自己的请求,但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内心的隐痛。

  杭州本是白居易少年时代为避战乱漂泊过的地方。

  那时的杭州刺史是房孺复,“其风流韵雅多播于吴中”。

  白居易当时曾认为“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

  现在诗人居然去杭州做刺史,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

  因此,除授杭州刺史的诏书一下来,白居易匆匆整理了行装,马上就上路了。

  白居易离开长安后不久,李逢吉利用元稹与裴度的矛盾,构陷了一个于方案件,说元稹要谋杀裴度,天子震怒。这样元稹被挤下相位,贬为同州刺史。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后,寄诗给白居易解释说:“唯应鲍叔犹邻我,自保曾参不杀人。”

  元稹想用自己的不用,争取白居易的同情,同时取得他的原谅,所以又说:

  “羸骨欲错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

  白居易最终原谅了元稹,二人又和好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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