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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踵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宇。

  * * *

  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自然是认定1400号总统令违宪。4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免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昧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列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砚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人不知。斯捷潘科夫中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是,决定既然巴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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