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84)_叶利钦

八四

　　统计票数时，我正在克里姆林宫。

　　我还认为，投票时代表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豪华陈设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地方，历史的空气中竞具有某种魔力……在这里，潜意识地开动了人的防卫机制。遗传储存的机制就是克里姆林宫，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我的国家。

　　这些机制还平息了我的对手们所期望的挑衅冲动。

　　……在宣布完弹劾总统投票结果之后，我走向在瓦西里斜坡上人们举行的临时集会，走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天气凉爽。在这种潮湿的空气中呼吸很轻松，到处是照明灯和呼声，许许多多的人。瓦西里斜坡上成了一片人海。

　　难道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我们没有获胜啊？我们只不过是没有输掉这一步，这一局。

　　但是我懂得，现在一切将会就绪。在又一次的（按次序是第几次？）斗争阶段，我的人生战术起了正确的作用：要于就要取胜，只能获胜。不要害怕，不要把脸转过去，不要躲避。

　　因此，我用麦克风说出了这个词：胜一利。我不觉得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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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翻阅这些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羞傀。不错，这是一次胜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次失败。

　　从总体的战略方面来看，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全民公决这个全部“黑暗时期”我们是输了，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卷入了这个互相打击、对峙的漩涡，卷入了这种同得不偿失的胜利和伪失败的斗争之中。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总统的整个班子。

　　的确不是我发起的斗争，而是那些决定考验总统政权是否稳固的人。但是受害的是社会！社会和人民并不在乎是谁“首先挑起这场斗争”。

　　我明白这一点，于是努力尽快地结束这场愚蠢的斗争，结束这种对民主来说非常危险的用拳头弄清关系的举动。修正案没有被通过，我推荐新的总理。新的总理也不合适，于是我提出了全民公决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争议的全民公决思想本身也被代表大会所否决。只有在弹劾总统失败之后，才能去进行全民公决。

　　为了能顶得住种种压力，为了不陷入武力办法解决问题的圈套，为了能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行事，我这几个月来的全部努力和整个疯狂的精力都投到这上面去了。

　　几乎就在作出关于必须坚决限制代表大会的权利时，我又退却了，指望着全民公决之后的和平的、真诚的和正确的斗争结果。

　　但我又错了。要知道我们的分歧不是战术性的，而且我认为甚至也不是政治性的。

　　在民主的工具（代表大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最基本的旨在消灭的斗争。这一点，我却懂得太晚了。

　　“赞成　赞成　反对　赞成”

　　在对全民公决的初选结果总结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最初的几次公开演讲几乎都是“波尔托拉宁—戈培尔式的”宣传。

　　一般说，把人和戈培尔作比较，这在体面的社会里是一种侮辱，然而这却是议长经常出现的“艺术”形象。

　　为了进行一次宣传运动，需要的不只是粗暴的压力和猛攻，有时还需居民的分离反应。

　　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思想、一个周密考虑过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思想。我们正是以自己诚实与直串的宣传思想和立场赢了我们的反对者。

　　议会自己拟成了全民公决的全部4个问题。我们在他们的地盘里按照他们的规矩游戏。我说，如果你们记得，那就回答4次“赞成”……

　　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常常喜欢说“反对”，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暴力摧毁整个世界……

　　人们已经厌倦了去领会所有这些复杂的宣传说教，不是现在，而是50年前就厌倦了。应该说“赞成”。

　　“赞成”——正常的生活，没有烦恼，没有这些折磨人的代表大会，没有无休止的政治争吵……应该对总统说“赞成”。

　　这个论点与否定的议会完全对立，我认为它是成功的。

　　第二点是著名人士的支持。

　　对埃利达尔·梁赞诺夫及其拍摄我的一家的电视节目有过相当多的评论，这已经不成体统，是在拍马屁，授其所好。

　　如果开诚布公地讲，梁赞诺夫在人民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叶利钦。他以他素有的分寸感和对人的尊敬态度与我交谈，但谈话始终都是平等进行的，人们却忘掉了这一点。

　　我能说出俄罗斯的其他许多文化活动家：阿斯塔菲耶夫、叶夫列莫夫、扎哈罗夫、乌里扬诺夫、塔巴科夫、哈扎诺夫、莫尔久科娃等，我对他们有着像对梁赞诺夫那样的评价。他们在全民公央前的那些日子里积极地支持了总统的观点。在他们的语气中，我一次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社会意旨”，正是因为这些人能让自己说出心里所想的一切，包括谈论总统。

　　不信的话，请测览一下那些天的报刊。

　　在《莫斯科新闻》、《首都》、《星火》和《文学报》上。

　　这几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争论。争论谈及叶利钦这位政治人物。比如，像马克西莫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许多侨民作家激烈反对我，他们不相信俄罗斯的民主。难道他们发表的文章和对记者发表的谈话还少吗？这不过是在全民公决前对我进行猛烈抨击中的点滴批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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