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76)_叶利钦

七六

　　◎第七章　黑暗时期

　　议会的圈套

　　我把这一章叫做“黑暗时期”不是偶然的。10月3日至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从此，也就是自这个黑暗时期，国家染上了一种连续不断地召开代表大会和例会的热病；备报纸的头版有时出现一些有关对总统的信任问题的投票统计数；合法宣布的不稳定形势席卷全国。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民主的胜利。在我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发生了持久的政府危机，议会企图取代总理，总统试图同议会达成协议，一切都与“别人相同”。

　　这个公开对抗的时期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而告结柬。正如我所认为的，这一时期是由文明方式结束的。之后，就剩下商定实现全民公决结果的机构。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这段历史没有能够和平结果。

　　可见，毕竟与“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议会斗争，而是为了某些法律、某个政府以及某种政治的斗争。

　　不，这是反对总统的斗争，是为了政权的斗争。它先是隐蔽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公开。它想改变国家的基础。

　　如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企图。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这个议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通过新宪法，因为它不会达成协议，最终也不会立法，——那就不会发生10月事件，不会流血，也不会出现我们大家所经历的那个道义上的休克。也不会有民主派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险些转变成新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引入这个黑暗时期的呢？

　　首先是模棱两可的宪法，即宪法上的誓言，总统的宪法职责及其权限的极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乱的综合症。新生的俄罗斯不顾紧急状态，出现在捍卫民主的浪潮中。

　　从此就破坏了法律吗？这是一个严酷的道义上的心理障碍，而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障碍……

　　最后一点，只有现在才看得出来，总统和议会永远是竞技场上的一伙角斗士。许多议员进入政府，并占据了最高的职位。议会的各委员会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议会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酝酿成熟的。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有时都难以觉察的过程。

　　嗯，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顺便说说，我赋予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轻浮，也不是懒惰。干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结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认为，在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长的70年后，难道我们还得利用手中的武器来解释议会或总统谁更重要？难道这些修正案、代表大会、决议、投票就得付出让国家动荡不安和来之不易的稳定遭到破坏的代价？难道还有人想革命？

　　＊＊＊

　　……一年半来，人们每天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和例会的会议转播。一年半来，议员们每天都在这些代表大会和例会上发言，而且大部分发言的主导思想是竭力揭发叶利钦，证明他不会管理国家。如果这许多个月的宣传还不够，如果全民投票确定了总统的全权，还会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人们相信我们会一起工作。让我们想想以后该做什么，让我们达成协议吧。

　　然而却没能达成协议。

　　总统日记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这次会见从18点半一直持续到夜里23点半。我们没有进行某种系统的谈话，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斯布拉托夫坐着，不停地油着自己的烟斗。实际上嘴里一直在叼着烟斗。他抽烟抽得脸都快变成铁青色了。我们喝的是“齐南达利”干白葡萄酒。他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亲现在位在车臣，那里还有许多亲属。其实，杜达耶夫把他们留在那里当作人质。

　　我询问了一下，为什么他与第一副手菲拉托夫关系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说得一无是处，不过我认为他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学问，是一个正派人。他自然不会接受议长的独断专行。

　　……我回忆着自己选举哈斯布拉托夫的时刻。很遗憾，这里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当代表大会上3次都未能通过沙赫赖做我的副手的候选人资格时（议会的保守分子不通过他），我召集了调解委员会。各派的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候选人，有15人。我明白，需要找一个妥协人物，找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既能使民主派满意又能使保守派满意的人。这样候选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他不是俄罗斯人，这里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自治共和国会支持他。他的经历很一般：学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总之，调解委员会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当选了。我当了主席后：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过问大的政治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谈话也会陷入僵局。在我们合作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好地研究了他的性格。他总是对同一个问题有好几个意见，但只公开说出一个，其他的都留作自己备用。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领导人的一般谈话，而内心里却都非常紧张，谁都想成为领袖。可以说，我这样去做是职位的要求。而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的某种本能的欲望。

　　我开始严厉地责备说：你们当着我的面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萨雷召开的有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政权机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我发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对最高苏维埃说，我们还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迈出一步。后来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试着迈出一步，但得到的回答是全场沉默。怎么会是这样呢？

　　哈斯布拉托夫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本应当立即正式作出反应，最近几天我就去办，我们要在最高苏维埃通过政治声明，支持总统，支持他在切博克萨雷的声明。同时，议会也表明要准备去迎接……

　　当然，两个政权不可能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势。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即使他们提前一个月去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缓和一下代表大会之前的气氛……

　　我说，我们不要在全俄罗斯人面前以及全世界面前丢人和打架了。如果议员们的行为不成体统，会议主席应当立即加以制止，切断麦克风，让闹事者坐回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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