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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在这种局势下,我所作出的决定似乎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决定是出入意料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这个决定阻止了盖达尔的对手们策划的处心积虑反对他的攻击。他们错过了时机。

  很自然,多数人以喜悦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对待关于任命盖达尔的消息。

  * * *

  到了夏末,事态的发展表明,经济情况令人担忧。有两个方面发生断裂:各类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明确的经济战略都无法推行,无法计划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步骤;另外,国会借助于国家预算已经人为地向经济部门注入数万亿卢布,但在现存的最高苏维埃体制下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情况最终表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阴影将笼罩若干年……

  通货膨胀这个只有从老掉牙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才能找到的抽象概念突然之间变成了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掣到每个人私人利益的尤物。

  居民中一个又一个阶层落入贫困的泥潭……

  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化在加剧。一些人的富有与另一些人的贫瘩形成鲜明对照。

  整个社会步入一个社会异化的艰难地带。

  这便是我们对经济改革作了首次总结之后发现的围绕我们的灰暗景象。

  能否避免这一切灾难呢?……我认为不可能。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困境。这是一个经济隔离带。这是一个通向繁荣的防疫遮断带。

  即使是全体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也有过自己的大萧条时期。美国人走向高水平生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然而,俄罗斯像往常一样走了一条完全特殊的路。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了走向市场关系的开端,但在本世纪即将逝去的今日又一次重踏此径。此时已落后于阿根廷、波兰、智利、巴西,以及匈牙利和新加坡。

  此时巨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业已实实在在地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未能给自己找到一席之地。70年来,俄罗斯远离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间它造就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贵的机会:它未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我们迫不得已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再一次地放弃虚无缥渺的稳定,放弃那体现于半兵营式的半贫困生活中的稳定……

  需要再一次地急起直追,抓紧去做,拼死奋争,为的是……跻身于世界各国之行列。

  伟大的俄罗斯紧张奔突的历史延续到某一时刻会有所停顿。那时我们将和各国一道,加入具有完整经济的、正常的文明国家之长长的序列。但是,尽管我们的经济问题同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都有共同点,我们却有着另一种命运。而经历了70年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的情况则加倍地特殊。

  我们的国家拥有大型工厂、大型研究所、大型农场、大型企业(甚至拥有一些整个的企业城),这样的国家不管其本身意愿如何终将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中的风格,而这风格在农奴制时代业已形成。这便是牢固的、传统的相互依赖的风格。

  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峙的是历时短暂的商业结构。这一结构本身目前尚无法保证自己不遭任何劫掠,更不能对伙伴作出任何担保。不过,这一结构是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的。

  这两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我认为这种局面将持续若干年。在这种交织渗透中,工作人员能够平稳地从一个生活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逆境中少受些损失。但请不要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中强迫别人接受某种优越感,强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规矩”。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把贫民的手放到危险的、可怕的地方,使公民有一种危机感……

  但是,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需要。其中,国家除了需要民主的保障、正常的国际政治环境,还需要公民遵守秩序和纪律。我们这里远远不是美国模式,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可能不完全是1992年年初所期望出现的市场。

  最近两年当中俄罗斯的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都应当以敏锐的心灵去感受它。

  那样的话,一切都归于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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