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71)_叶利钦

七一

　　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3000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3000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熔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

　　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太可怕了。到处搞得一团糟——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到政府中去，但盏达尔傲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

　　……在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厂长是什么样的人？凡给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辞退或者使你升迁的人——那就是厂长。至于说企业有没有实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么说，具体的广长决定你的具体的命运。

　　……不久以后，通过同国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提名格·希扎和弗’舒梅科参加政府工作。

　　又过了几个月，接纳了弗·切尔诺梅尔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这些变迁的幕后隐藏着什么呢？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是盖达尔政府中最能干的部长之一。但是，由于他负责领导石油天然气总体工作，而这项工作又牵动着物价改革的全局性政策。这方面受到任何一点伤害都会使整个国家经济机体感到疼痛。因此我坚决地作出决定撤换他，派我在乌拉尔时期就认识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他。我已经看到，改革在全速行进。随着改革的进程出现了全新的经济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俄罗斯的银行和交易所体系重振并呈现活跃气氛，俄罗斯的商业面貌一新。总而言之，这种景象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未有过。

　　当我明白了上述形势时，我想让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险系数，让它更长寿，我认为必须起用一个新的、可靠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充实政府。实践的进程表明，我没有错。切尔诺梅尔金走上角逐场显然是晚了些，但这项任命保证了政府经济政策在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这种攻击便开始了。

　　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另一种情况。地们两位的命运有些相似。

　　卫生部长沃洛比约夫是同盖达尔一道进入政府的，教育部长德涅普浴夫比他早上任一年。

　　两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成熟，有独到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有声望的专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学院系统中是著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罗斯学校的理论构想。

　　沃洛比约夫在卫生领域也准备了一套新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纲领。但是，如果说德涅普洛夫由于在上级机关尚听取他的意见时在“旧制度”下还曾经来得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实践中去，那么沃洛比约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却一筹莫展。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愿意仅凭一点点简单道理就去做事——于是卫生部机关停止了工作。

　　而卫生事业，众所周知，是个极难领导的部门，无论是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而言，即从政治角度看，都很难办。刚刚开始在医院就诊办法方面实行某种改革，而这改革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时，人们便群情激昂地谈论起自费医疗，人民陷入了沉思。如果说自费学校尚不普遍的话（虽然同样牵涉到许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满，其实，这种不满没什么道理：不愿意读，就别上这种学校嘛），那么谈及自费医疗，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触犯了这根神经，沃洛比约夫的卫生发展构想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前景，没看到医院将要富有起来，医生的收入将会提高。人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这样看问题。因为此类改革需在若干年期间进行，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就确定了选政府中的什么“靶子”，这种选择清楚表明，哪些势力参加了议会派别之间的结伙：“公民联盟”瞄准了能源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集团瞄准了社会领域。这一阶段他们的胃口还不太大。

　　教育与卫生的改革决不是为时过早。恰恰相反，条件早就成熟了。但是，这次的部长任免（其实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还清楚地证明了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立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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