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43)_叶利钦

四三

　　夜间絮语

　　我非常喜欢凉水，甚至可以说非常喜欢冰凉的水，经常在海滨浴场连个人影都没有的深秋，到海里去游泳。我喜欢清澈洁净的林中小溯和泉水汇成的小河。我很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里，双脚也不会抽筋，要是水热的话。反倒喘不过气来。

　　洗完热水澡后跳冰窟窿，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洗热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只不过不是芬兰浴，而是俄罗斯浴。从童年时代，父亲就使我养成了这种锻炼习惯，每当精疲力乏的时候，就进入潮湿的浴室，张开所有的汗毛孔，静静地等待那种冰凉的满足。

　　总的看来，我属于那种人们相当熟悉的俄罗斯人：平常特别重视自己能战胜某种东西的体力和能力，爱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鲜空气），给自己压担子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一个男孩儿在那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牢靠、非常持久的），而童年又跟农村、体力负担和劳动联在一起。在那里，谁不长力气，谁就得完蛋。万幸的是，我一生下来，就很结实，很有力气。做个身强力壮的人，乃是胜利者的必要愿望。应该说，这种身体素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我这一生当中碰上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决的意外事件……

　　是啊，关于事故的确是个特殊的话题，例如，我就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次，医生给我动手术切除一截肠子。早晨，我刚刚从麻醉状态苏醒过来，就想去厕所。只要我按一下电钮，就能把护士小姐叫来。但却不好意思，有点羞于启齿。医生曾说过，我至少要一动不动地躺一个星期。我起床刚走几步，一下予就摔倒在地上。床旁边有两个电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我艰难地朝那个较低的电钮爬去。双眼已模糊不清，意识也正离我面去，但我提醒自己，电钮就在前边，一定得按晌它，一定……一定……最后终于按下了电钮。我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几乎差点断气儿，但还是做到了。

　　后来，我躺在地上，手脚都不能动弹了。那次手术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康复。起初连路都不能走，一动就气喘吁吁。到后来就没什么啦，又重新开始了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更不用说在我年轻时它就给我装满了一生所需的“弹药”。

　　当然，有时我也拿身体冒险，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非常信任，偶尔也就不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过露天采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健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是一个月就能痊愈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柬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竞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罗那，必须乘坐一种6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咕咚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自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绰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国，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问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的事了。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刹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罗那。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罗那后，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绘我透视拍片，验血……在30—40分钟内，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问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术需3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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