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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捏造了这类事,为的是要贬低朱可夫的作用,低估他的军事才能。”

  走倒运的朱可夫万万没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还不是他下坡路的终点。他在敖德萨住了两三年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对他而言,这更是雪上加霜。

  朱可夫这一次的落难,起因于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监察部长的戈沃洛夫元帅的报复。在战争年代,当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际,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朱可夫与当时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的戈沃洛夫在作战意见上发生过一些冲突。由于戈沃洛夫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朱可夫当时严厉地批评了他。对此,戈沃洛夫长期怀恨在心。当朱可夫走倒运、被贬谪在敖德萨任职期间,戈沃洛夫以监察部长的身份,对敖德萨军区作了一次视察。专门找朱可夫的碴子。回去后,打了一份小报告给斯大林,诬告朱可夫心怀不满,在下面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斯大林同志。据说,这份视察报告对朱可夫极为不利几乎将他置于死地。于是朱可夫再一次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一时期对朱可夫这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来说,恰似从峰巅跌到了谷底。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他要求离开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党和政府对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盘查,使他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紧张;三是完全缺乏私生活,感到十分孤独。

  朱可夫的要求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此时,他的地位仍在继续下降,他的消息在新闻界也越来越少。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的照片从所有军队驻地拿掉了。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再也收不到朱可夫的信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可夫又开始逐渐露面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

  1950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空前增加,朱可夫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尽管此时朱可夫偶尔露面见诸报端,但是与过去相比,这种变化仍然是缓慢和微不足道的。总之,仍是寄人篱下,在斯大林的严密控制下,不让他过分出头露面,生怕他冲淡了斯大林的荣誉。

  2.迎来复苏的春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故。随着斯大林的逝去,斯大林专制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超越这个伟人而跨入新的里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用,在时间上安排得如此紧密,无论怎么说,朱可夫的重新发迹与斯大林的猝死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这是赫鲁晓夫为拉拢军界泰斗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无须置疑这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贝利亚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员由于篡党夺权阴谋败露而被捕。

  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党和政府要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逃脱他们的监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利亚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贝利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知有多少优秀共产党员和忠诚勇士惨死在他手下。

  朱可夫也和许多人一样对贝利亚早有仇恨,他始终认为,1946年他之所以被贬职,祸根就是贝利亚派秘密警察诬告了他。

  此时,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的计划败露,赫鲁晓夫要趁机除掉他。朱可夫当然不想错过这一难得的报仇机会。他立即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起讨论对策,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和处决贝利亚。

  由于在莫斯科军区中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完成这一极为重大而又极具风险的任务,他们秘密地从朱可夫过去驻防过的乌拉尔军区调两个绝对忠于朱可夫的近卫师来替换贝利亚的嫡系部队。

  逮捕贝利亚的前前后后,全是赫鲁晓夫一手策划的。他决定由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出面,预定于6月26日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手。

  贝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是老牌克格勃,克里姆林宫内的武装警卫队由他领导,主席团的卫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开会议,他的随从都会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要逮捕他,相当棘手,一旦走露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帮忙。开始,赫鲁晓夫让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拘留贝利亚的任务。后来,经马林科夫建议,又把参与此事的圈子扩大,其中包括朱可夫等10位绝对可以信任的将帅。

  按内务部原来的规定,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并受到严格检查。这次会议之前,布尔加宁出面破例允许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腰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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