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75)

七五

　　然而，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公开发表的有关修正苏联的军事理论的著述，正是对于美国1953年和1954年开始出现的军事方面的“新面貌”早就应该作出的反应。

　　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预算咨文中要求“建立、保持和充分利用现代化空军力量”。在预计拨给陆海空三军的二百九十三亿美元的总额中，美国空军将得到一百一十二亿美元，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八。战后多年来，国会拨款没有在三军中按大致相同的数目平分，这还是第一次。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了美国军事力量和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与此同时，苏联人决定发展他们自己的远程打击力量。1954年就有证据表明，苏联正从事两种有四个喷气引擎的远程轰炸机和一种双喷气引擎的中程轰炸机的批量生产。同时，苏联人正在研制一批空中加油机，扩大北极各地区供远程轰炸机用的机场和疏散设施，从而使苏联飞机能沿最短的航线飞到北美。

　　虽然朱可夫承认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重要性，但他继续强调大规模的、大面积的陆地作战，甚至在核战争中也是这样。他声言：“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本身不能决定武装冲突的结局。尽管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但在使用这些武器的同时，大批的军队和庞大数量的常规兵器不可避免地将被卷人军事行动。”

　　加特霍夫说，朱可夫在这里指的不是仅仅有大量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红军往往就是仅仅有大量士兵。相反的，他指的是庞大的、现代化的、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地面部队和起支援作用的空军和海军，而这些都是苏联人今天所拥有的。

　　当有人问朱可夫，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一定得使用核武器时，朱可夫回答道：“无论是谁，包括我在内，现在都无法对此作出完满的回答，因为一切战争，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条件下发生、进行和结束的。”

　　1955年1月，即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一个月，他在“武装部队领导于部”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对这些领导干部说，“必须在深入研究现代化军事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完善自已的知识。”

　　三个月以后，苏联《军事思想》杂志的一篇社论提到了这次会议，并且承认“苏联军事科学在解决当前许多重要军事理论问题方面太慢了。”因此，“在制订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时，必须使那些对于实际作战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尖锐的、迫切的问题得到系统的研究”，并且“只能发表那些新鲜的、有创见的文章，这些文章应能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新问题，或者包含有价值的总结和结论。”这家杂志承认，“它害怕讲新鲜见解”，虽然，正如加特霍夫指出的，承认存在问题，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

　　此外，主编们承认他们“无根据地”扣压坦克兵元帅Ⅱ·A·罗特米斯特罗夫写的题为《论突然性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的文章，不予发表，“从而表明他们缺乏必要的胆量来提出对于正确了解现代战争特点有着重要作用的新的、切合时宜的问题”。

　　看来朱可夫的讲话还要求对军事问题作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军事史反映的是怎样应用完美无缺的斯大林主义军事科学，而且不承认有过什么失误。朱可夫当权以后，苏联军事史终于承认它是有错误的，承认红军遭受过失败。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苏联的军事著述工作蓬勃开展。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其中许多人在国防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开始详细阐述现代战争的理论和技术。这个过程虽说是缓慢的，但却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朱可夫本人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说：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武装部队的技术水平和武器状况、部队的战斗力和熟练程度、最高统帅部、司令员和指挥官们的军事艺术，而最主要的是人民和军队是否认识到政府领导他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义目标……上述的各种因素，对于战争的特点和实施战争的手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就这样，朱可夫倡导了对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他坚持主张，苏联军事史一定要真实、客观，并且强调，在实际应用战略理论时，必须有较大的灵活性、个人的主动性和想象力。

　　与此同时，他开始成为苏联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这位职业军人就要步人充满危险的政坛，因为在这里，敌人往往是不能清楚地辨别出来的。

　　◎第十四章　军人政治家

　　朱可夫就军事政策和战时历史发表的许多演说、他在重要的招待会和其他场合的露面，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以及《真理报》和《红星报》对他的宣传，明确无误地表明，他是苏联高级政治领导人之一。一个职业军人升到这样高的地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伯特伦·D·沃尔夫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在斯大林的继承人当中，没有深军众望的人物；由于武装部队在这个‘和平共处’时代的重要性；由于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在处决波斯克列贝舍夫和贝利亚时对军队的依赖。”①

　　①伯特伦·D·沃尔夫著《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幽灵》，第39页—第40页。——原书注

　　1955年4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透露，当月他同朱可夫元帅自1946年以来首次建立了个人间的通信联系。他不肯透露他们之间通信的内容，也不肯说谁先写的信。然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这或许会“使世界局势有所改善”。

　　总统解释说，他当年在柏林同朱可夫一起工作时，他认为这位元帅“当时是热心致力于促进美苏之间良好关系的”。

　　美国报刊上对于是否可能利用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友好联系，来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出现了不少猜测。报刊援引总统的话说，他和朱可夫在柏林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两国能够融洽相处，如果双方认识到不这样做是愚蠢的。

　　也是在4月份，朱可夫在给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封信中，间接地呼吁艾森豪威尔同苏联和平共处。很明显，在涉及对美国的关系时，这位元帅已代替莫洛托夫充当苏联外交的发言人。

　　条件准备好了。问题在世界各地提出来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能够为两大强国之间关系的真正缓和提供一个基础吗？在苏联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在国际关系方面是相当一贯地为实现缓和而努力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很可能把朱可夫看作是同西方实现和解的一个工具。自从1941年以来，朱可夫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一些报刊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报纸杂志发表讨好性的介绍文章。

　　在赫鲁晓夫一布尔加宁时代的最初几个月里，有若于迹象表明他们为缓和紧张关系作出了努力。一方面驻俄国的外国记者发现，对他们的新闻报道的检查放宽了，同时，苏联政府开始同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当两架苏联战斗机在自今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国巡逻机，造成七名乘员受伤时，苏联人给予了部分赔偿。

　　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苏联国内这些新的事态发展，力促召开一次大国会议讨论相互间的问题。在东西方之间经过一番通信磋商之后，定于195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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