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72)

七二

　　柏林管制委员会首次会议于7月11日举行，会议决定，美军司令官和英军司令官翌日将承担起管理他们各自辖区的责任。尽管在这些会议上偶而出现紧张场面，但朱可夫及其主要助手的热情和真诚态度给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留下了强烈印象。

　　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之间建立起来的个人间的谅解，常常有助于缓和柏林各占领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空中走廊问题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当局常常写信给美国军事管制当局，抱怨他们所说的美国飞机擅自在苏联占领区域上空飞行，苏联人授权同盟国使用一条狭窄的飞行走廊进出柏林，飞机不得超出这条走廊。在天气恶劣。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美国飞机常常违反关于走廊界限的规定。苏联人定期地提出所说的这些违章事件的详细清单，其次数非常多，以致无法对具体事例进行调查。

　　艾森豪威尔将军终于前往会见朱可夫。他对朱可夫说，他认为这些事件并不造成任何后果，所以不必如此重视。朱可夫表示同意，说这是一些小问题，但他说，不归他管辖的高射炮部队把每次越界事件报告给莫斯科，而莫斯科则要他要求艾森豪威尔的总部给予答复。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苏联权力过分集中的又一例子，但他对朱可夫说，朱可夫可以继续提出抱怨，而他则将继续作出千篇一律的答复。朱可夫说，只要这样，就算达到了他的要求。

　　文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准确地概括了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之间那种既有友好感情又互相敬而远之的奇怪现象。他写道：

　　我们与之联系的主要人物是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我们对他们二人都很赞赏，我们觉得无论在任何国家、他们都堪称伟大人物。他俩和他们的主要下属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因为他们不但有才能，而且态度坦率、直截了当。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对于一个只能通过翻译与之交谈的人，是很难感到亲近的，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同他们建立了互相信任和谅解的可靠基础。

　　朱可夫元帅在讲述下面一番话时，显然是真心的。他说，世界和平完全有赖于俄国人和美国人能否把他们在战争时期所达到的那种合作和谅解继续保持下去，坚持到底。但是，尽管我们对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抱有热情，而且我们觉得他们对我们报之以同样的热情，但我们之间在打交道时仍然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没有机会象朋友那样随便聚会，并逐渐加深彼此的了解。我们的接触都是在正式场合——要么是处理公务，要么是参加社交活动。①

　　①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著《我在莫行科的三年》，第22页—第23页。——原书注

　　为了解决有关战后欧洲问题和关于日本投降问题，各盟国于7月举行了会议。据朱可夫回忆录说，有人曾考虑把柏林作为举行会议的地点，可是朱可夫对从苏联来的一些保安人员说：“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我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波茨坦和巴贝尔斯贝格。”

　　苏联官员们批准了朱可夫的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表示同意。于是朱可夫的工程兵部队开始昼夜不停地工作，修整房屋和道路。到7月10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7月13日和14日，苏联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们到达波茨坦。其中包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都的代表线辛斯基、葛罗米柯、马伊斯基以及R·B·诺维科夫。

　　7月16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乘专用列车到达。

　　斯大林在前一天傍晚打电话给朱可夫说：“千万别搞什么仪仗队和乐队来欢迎我们。只要你自己和你认为必要的人到火车站来就行了。”

　　第二天，朱可夫同维辛斯基、安东诺夫、库兹涅佐夫、捷列金、索科洛夫斯基、M。C·马利宁以及其他军人一起来到火车站。

　　“我到车厢跟前迎接斯大林，”朱可夫回忆说，“他的情绪很好，迈步走近欢迎的人群，向他们招手致意。”他观察了一下车站广场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车，随后他又把车门打开，邀请朱可夫同他坐在一起。路上，他询问朱可夫有关会议开幕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当斯大林到达他将下榻的别墅时，他问这座别墅从前是谁的别墅。有人告诉他说，这从前是德国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别墅。

　　朱可夫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有过多的摆设。他看了看房间以后，就要求把用不着的家具撤去。”

　　当天，温斯顿·丘吉尔和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抵达波茨坦。这两位领导人前去拜访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回访了他们。

　　会议于7月17日下午开幕。会议预定一直开到8月2日。杜鲁门总统带着他的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前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五星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以及杜鲁门的译员查尔斯·傅伦。丘吉尔则由安东尼·艾登、克莱门特·艾德礼等人陪同。

　　快到7月底时，代表们休会数天。待到复会时，丘吉尔和艾登已不再是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了。他们的党在大选中败北了，于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成了首相，欧内斯特·贝文担任新的外交大臣。虽然杜鲁门认为这一事态戏剧性地表明了民主制度下政权的和平更迭，但由于失去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智慧和经验，会议开得限先前大不一样了。

　　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德国应作为一个单位，由设在柏林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来管理。将在德国实行地方分权、消除纳粹影响并解除武装，但除了这些目标以外，对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的规定是含糊不清的。赔偿问题没有解决，但授权每个占领国从自已的占领区取得资财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规定苏联和波兰将得到法军、英军和美军占领区的军事工业设备的百分之十。苏联将控制柯尼斯堡和东普鲁士之一部，而波兰将接管东普鲁士的其余部分，并“管理”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一大片地区。

　　四大国一致同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道的”遣返，把德国人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迁回德国。可是，事实上，实施这一协议的过程却远不是人道的。

　　在会议期间，日本人曾两次要求斯大林居中调停以便在太平洋议和，可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事先告知丘吉尔和杜鲁门，便拒绝了日本的建议。他显然打算让苏军向日本开战。

　　朱可夫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谈到在一次会议后的宴会上祝酒的事。他写道：

　　“我根本没料到，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竟无意中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B·M·莫洛托夫那困惑不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①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①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TobaPam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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