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12)

一二

　　劳特巴奇写道：

　　朱可夫在基辅任职期问，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行政管理才能。他花费了很多精力，根据同日军作战和苏芬战争的经验，草拟了改革红军的各种计划。从这时起，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负责人，同时也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而崭露头角。他的指示，是出自一个充满自信并深知自己已被上司授予全权的人的指示。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希望他参与领导，而他也是这样做的。

　　朱可夫讲话变得放线了。他竟指扬起各军种中的政治委员制来了。他青告说，要打胜仗，不仅要靠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也要靠红军指挥员的辛勤工作。朱可夫的地位提高了，他的能力也已表现出来，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朱可夫讲话为什么越来越大胆。如果他认为他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他肯定是不敢指摘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的。无论如何，人们又重新谈论起“单一首长制”这个题目了①，而朱可夫则是最主要的和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

　　①苏军在1918年至1942年曾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的时间分别是1918年、1937年和1941年；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的时间是1925年、1940年和1942年。——原书注

　　朱可夫指责说，许多高级指挥人员未能很好地训练较年轻的军官。他要求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军事史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军事传统。他最后警告说，已经复杂化的国际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提醒人们要警惕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可能出现的“诡计”。他的听众知道他指的是德国人。朱可夫懂得苏联必须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来争取时间，但他私下总是预言苏德之间必定会发生战争。他主张使俄国西部的红军部队保持全面动员状态，以便使部队在敌人发动进攻时不致措手不及。

　　1940年6月28日，苏联军队在朱可夫指挥下分两个梯队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①。第一梯队是机动部队，由坦克部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第二梯队则是由一些步兵师组成的。虽然罗马尼亚军队接到命令，要他们有条不紊地后撤，但仍有许多士兵放下武器。6月30日，红军部队到达普鲁特河岸，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很快就被苏联控制了，朱可夫在切尔诺夫策建立了司令部。在夏季晚些时候，仍然指挥着基辅特别军区的朱可夫得到了他的奖赏；他作为军区的代表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①比萨拉比亚当时同于罗马尼亚。北布科维纳，当时除最北都一小部分属于波兰外，亦属罗马尼亚。——译者注

　　1940年12月到1941年1月初，最高指挥部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接着进行了图上军事演习。据叶廖缅科元帅说，这次会议“对于提高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在战术、战役学、战略、各兵种的进攻战和防御战方面的训练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得到了斯大林和整个国防机构的关心。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审查1940年的全部军事和政治准备情况和本年度任务的组织安排。总参谋长R·A·麦列茨科夫大将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影响战斗训练的一系列问题的报告，特别指出了步兵的机动能力问题。他在谈到防御能力时，对于苏军指挥人员仍然未能表现出估量战局和组织战场情报工作的能力表示遗憾。他特别赞扬了朱可夫的基辅特别军区的炮兵部队。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就提高红军训练水平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其中一共有二十八名将军提出了建议。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探讨军事艺术的理论问题。会上作了五个非常适时的报告，其中包括朱可夫所作的《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

　　朱可夫的报告，特别是他对于大规模使用机动部队的论述，引起了与会者很多有益的讨论。最高指挥部的人员，对朱可夫所做的结论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意见，他们关注的是这种作战的细节，例如用于扩大突破的集群的编成、战斗序列的结构、地域宽度、摩托化部队投入突破口的时间、摩托化部队同空军的协调，以及机械化部队在敌军防御的战役纵深独立作战时对部队的控制和后勤支援问题等等。这样，会议接受了朱可夫关于机动部队作战问题的广泛的理论，并且用了很多精力来制定此种作战的细节。

　　这次会议于1941年1月11日结束。会议结束后，在国防人民委员C·R·铁木辛哥领导下，又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对抗军事演习。朱可夫应邀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的基本目的，是要帮助参加者掌握战略性作战行动的原则；确定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战场；教练高级指挥人员在复杂的条件下，对各种情况进行估量并作出决定；就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坦克大部队和空中力量的现代进攻战役如何实施，统一人们的认识。①

　　①A·N·叶廖缅科著《战争初期》，第34页—第35页。——原书注

　　演习的参加者之一M·N·卡扎科夫在他回忆录①中写道，实际上进行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西方方向，另一次是在西南方向。一方（东方）是由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Ⅱ·r·帕夫洛夫和B·E·克利莫夫斯基指挥的。对立一方的军队由朱可夫和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司令员。·H·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双方都煞费苦心企图用突击部队实施深远突破，以便击败敌方重兵集团。在演习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双方都未能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提供足够的兵力。依靠削弱战线上战斗不激烈的地段的部队，才使主攻方向上的兵力占有优势。

　　①M·N·卡扎科夫回忆录《昔日会战图》。第60页—第61页。以下引语亦引自该书。——原书注

　　演习结束后，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演习结果不是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者总参谋部来讲评，而是由参加者本人，即T·R·朱可夫和Ⅱ·T·帕夫洛夫来讲评。讲评结束，军区司令员们准备立即离开莫斯科，可是所有的人突然于五月13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进行了第二次讲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委员都出席了。其中，军方的代表有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各军种司令员和一些军区的司令员。麦列茨科夫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特别受到重视，开会地点就是一个证明，而且所有与会者对作为这次军事演习的结果而将采取的防御措施极为关心。卡扎科夫说，可惜的是，麦列茨科夫的报告缺乏条理，前后不连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各种材料未能完全准备妥当。麦列茨科夫试图凭记忆来作报告，所以有好几次他的结论和建议脱离了实际情况。他对野战条例草案的解释也招致批评。譬如，他说：

　　在起草野战条例时，我们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即我们一个师同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个师相比，要强大得多，因此在发生遭遇战时，它毫无疑问能够打败德军一个师。在防御时也一样，我们一个师将能够打退敌军两三个师的冲击。在进攻时，我们一个半师将攻克敌军一个师的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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