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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后来,弃儿的生母成了歌唱演员,有了钱,悬赏寻子。有人发现了弃儿,就把他从玻璃匠身边抱走。玻璃匠孤独地睡着后,梦中遇到了天使(丽泰·格蕾饰)。他求天使帮他找到幸福,天使让他也长出双翅飞上天堂。但同时天使也让警察、市民、孩子和狗都戴上鹅毛做的翅膀上了天,于是那里跟人间一样,也有很多不公道 的事……

  当他醒过来后,发现是弃儿摇醒他的。孩子见到他母亲后讲述了一切,母亲让孩子领着前来找玻璃匠。于是,他与弃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把纯闹剧与感情剧相结合的《寻子遇仙记》,是喜剧片的一个创新之举。当初卓别林想这样做时,电影剧作家、小说家古韦曾与他争论了很久,说形式必须是单纯的,要么是闹剧,要么是正剧。二者不能混杂,否则无法演好。拍好后,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股东、经理们,也认为他拖得长,卖不到150万。

  然而卓别林成功了,他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儿童形象。他让小贾克穿了一件带洞的毛线衣,一条大人穿的束皮带的裤子,带着一顶鸭舌帽,这个装束似与卓别林年幼时在兰贝斯的打扮差不多。他布置的玻璃匠与弃儿住的顶楼背景,也与他当年住的波纳尔弄的那间顶楼相似。总之,影片的那些生活场景,对于英、法、美、澳的观众来说十分熟悉。

  他写的片头字幕,是受了朋友、作家弗兰克所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中引用的一句话的启示“我只赞扬和钦佩那些含着泪谈人世间真理的作家”。影片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浓郁的人情味与乐观主义精神,十分打动人。

  《寻子遇仙记》1921年2月公映时,盛况空前。每天都有赞扬它的简报寄到卓别林的制片厂来,大意都是它已经被评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该片第一年的卖座,就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收入250万元。卓别林分得的纯利超过100万。小贾克·柯根如卓别林第一天见到其父时所预言的,一片而红。他成了好莱坞的童星,此后拍电影挣了400多万。

  一旦暂时卸下家庭的重担,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卓别林就有时间与精力求知读书了。他逐字逐句阅读了希腊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著作,其《传记》为沙士比亚的巨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他认真翻看了德国“批判哲学”始祖康德、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还浏览了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作家伯顿的《解忧》……

  他结交了许多文化、艺术名流,与《幽默的意义》一书作者伊斯曼探讨幽默的意义;与散文集《我们的美国》的作者弗兰克讨论美国的历史;与著名长诗《桥》的作者哈特·克兰讨论写诗的目的,卓别林认为“诗是写给世人的一封情书”;哈特·克兰赠给他的诗集《白房子》扉页上题写着“给查理·卓别林,纪念《寻子遇仙记》”,书中有首诗标题为“卓别林风格”。著名神经外科圣手雷诺兹是戏剧、电影的名票,卓别林常与他争论说行医才是鼓舞人的工作,雷诺兹大夫却说“戏剧、电影能鼓舞人的灵魂”,他后来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篇中客串了探监的牧师。作家哈里斯是编期刊的,经济上常有困难,每2周面临一次停刊危险。卓别林施以援手,哈里斯赠书答谢“您是少数与我素昧平生但慨然解囊助我的读者之一,您那罕有的幽默艺术常常使我倾倒,因为我认为,凡是使我们欢笑的人总比那些使我们悲泣的人更应受到尊敬。”

  这段时间,卓别林可以平静深入地总结一下自己的编、导、演技艺和创作规律了。他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打破常规完全自由进行创作,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都是新颖独创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应当在戏剧效果方面发挥其艺术感。”“对线条、空间、组织、速度等……从简单处入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自己“最不喜欢靠耍花招取得效果”。剧作家马克有次提出作家写剧本,应当以理智为重还是以感情为主来入手?卓别林认为应以感情为主。

  他认为导演指导演员拍电影,“运用心理学是很有助益的。”他有时甚至把新来的演员悄悄拉到一边,说自己疲惫烦闷,不知该怎样导演这一场。这竟使演员忘了自己的紧张,反过来帮他想办法,结果是调动了演员的主观能动性,表演往往成功。至于对布景的要求,他说“我喜欢它能增强场面的真实感,但不要它超越了这 一限度”。

  作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见过一些聪明人总演不好戏,也见过一些笨人戏倒演得挺好”。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要成为一个好演员,需要学习。他说“我从来不曾研究过演戏的技巧,然而幸运的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伟大演员辈出的时代,有机会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虽然我是有天赋的,然而我没想到,排练的时候会发现,在技巧方面竟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初学的人即便是富有才能,也必须学会技巧,因为,不论天资有多么高,他仍需学会了技巧来发挥那些天资。”再,“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随机应变”。又,“智力与感情获得理想的调和,那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演员。”“对于一位伟大的演员来说,他的基本特点在于演出时热爱他自己(即自己扮演的角色)”。“但一个演员尤其要能克制自己,能保持一种内在的支配力。一场戏无论演得多么激动,但演员内心的主宰应当是沉着而轻松的,是随时都可以调整和指导自己情绪的起落的。”

  第十一章 衣锦还乡英、法行

  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在1921年8月拍成《有闲阶级》一片,于9月发行。他又筹拍一部片子,他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1913年离开英国后,他整整8年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触使了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出发之前,卓别林在纽约爱丽舍酒馆,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酒会辞行,请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英国作家爱德华、勒内女士等友人聚会。摆脱了工作重荷的卓别林,与朋友们玩游戏、串演小品,勒内女士和卓别林串演《茶花女》中“死别”的一场。勒内女士的丈夫是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于戏剧创作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勒内·梅特林克夫人演“茶花女”,她躺在演“阿芒”的卓别林的怀里,作奄奄一息状。她突然咳嗽,由轻到重,于是“阿芒”仿佛受了感染,也咳了起来。俩人似乎在比赛咳嗽,后来卓别林夸张地演到几乎咳死在“茶花女”的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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