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48)_虚阁网

四八

　　当代苏联诗人继承和发扬了叶赛宁诗歌的这一传统，使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少诗人都尖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为尊重人、关心人、同情人而呼吁，为他人分忧，为他人感受痛苦。在这些诗人看来，“没有所谓别人的痛苦”（吉洪诺夫），“没有所谓不幸的爱情”（德鲁尼娜），“这个星球上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分心”、“幸福的人为他分忧”（维诺库罗夫），“哪怕是用话语去减轻人们的痛苦！”（库列绍夫），“用自己的胸膛保护他人——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性的使命”（塔季扬尼契娃），“别人建的房屋，我不住；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的幸福，我不要。”（成吉兹·阿吉佐夫）等等。诗人阿里姆·凯肖科夫在《小溪》一诗中表达了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为他人分忧的良好愿望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尚作为：

　　我不是狂风与暴雨的主宰，
　　在幸福与灾难面前我无能为力，
　　唯独在他人痛苦泪水的源头，
　　我能够用自己的水将它们洗去。②

　　②《青春》，1985年第12期，第21页。

　　从广义上说，这种细微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按照叶赛宁诗歌的抒情基调发展开来的。如果说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这种痛苦的感受变为一种行动，即改造旧的、创造新的，为实现未来的幸福而斗争的话，那么在叶赛宁及其当代的继承人那里，这种为别人分忧的痛苦感受，则贯穿着一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人道主义。对人的爱，对自己人民的痛苦与不幸的深切同情，对人、人性和未来的信念，乃是俄罗斯民主主义诗歌人道主义精神的真谛。而当代的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苏联诗人已通过继承和发扬叶赛宁诗歌的人道主义倾向，从最崇高的意义上来理解人道主义，把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视为己任了。大自战争与和平、生态的平衡，小自鸟儿的悲鸣、小草的枯荣，都会引起他们对整个地球和时代的忧虑与不安，如对避免热核战争灾难的人道与理智的赞颂，便体现出更高层次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十三章　诗人与中国

　　在俄罗斯诗坛上，可以说，叶赛宁是普希金之后最受读者喜爱和崇拜的诗人之一。前苏联先后为他诞辰70、80、90周年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诗人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整个被俄罗斯联邦划为国家级“文学保护区”，而“保护区”的重点自然是“叶赛宁文学博物馆”。在现今的俄罗斯，叶赛宁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和中学、大学课本里，刻在浮雕和版画上，而他的作品，已被印成六卷本广泛发行了。至于叶赛宁的一生和诗人形象，在纪录影片《谢尔盖·叶赛宁》（苏联中央纪录影片制片厂，1965）、故事影片《歌唱吧，诗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71）、大型声乐交响诗《怀念叶赛宁》（格·斯维里多夫作曲，1971）和传记小说《谢尔盖·叶赛宁》（阿·安德列耶夫著，1973）等许多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初步统计，以叶赛宁为题材创作的诗歌近700首；①以叶赛宁生活片断为情节创作的散文作品有50余部②；根据叶赛宁的诗歌作品谱成的抒情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有500余首，③叶赛宁的诗，不仅抒写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批评家梅特钦科所说，乃是“别具特色的抒情日记”，同时也体现出伟大转折的时代，即暴风雨般的革命时代及这一时代所引起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叶赛宁被视为“颓废诗人”的典型，他的作品被打入冷宫。直到50年代末诗人才被恢复名誉，其闪烁异彩的诗作使人们相信他是“真正苏维埃诗歌艺术的代表”（诗人阿谢耶夫语）。此后兴起的“叶赛宁热”一直持续到今天。诗人的各种选集尽管一版再版，但仍供不应求。有的叶赛宁诗集，如同普希金的作品，一印就是上百万册，而且当即销售一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可以证明叶赛宁的诗歌地位，怪不得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美利坚的强大在于电脑，俄罗斯的强大在于读者。”

　　①②③参阅《俄苏作家》（诗人卷第8册，）“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85年。

　　叶赛宁的诗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苏联诗人，许多青年诗人从他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受到启迪，从而形成了七八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悄声细语”派诗风。这种诗风至今不衰，在俄罗斯诗坛上仍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叶赛宁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种外文译本已有几十种流传于世界各国。前南斯拉夫出版了两套不同版本的叶赛宁诗歌全集。早在诗人生前，欧洲的一些国家就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歌作品，例如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于1922、1923年首次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翻译与介绍同时进行，我国则是先介绍诗人后翻译其作品。中国读者第一次听到叶赛宁的名字是通过愈之先生于1922年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文章《俄国新文学的一斑》（《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册）。愈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叶赛宁的诗剧《普加乔夫》的革命现实意义。从时间上看，这与最早介绍叶赛宁的欧洲国家是同步的。日本于1923年翻译出版了叶赛宁诗选的单行本。①有迹象表明，当年鲁迅先生就是依据日文译本了解叶赛宁的。此后，1927—1930年间，鲁迅先生曾在《革命文学》等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评介过叶赛宁。

　　①参阅《叶赛宁创作问题》第262—263页，“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8年。

　　然而，鲁迅先生首先注重的是诗人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对仅仅是革命“同路人”的叶赛宁评价较低，指出他在革命现实面前的思想矛盾。联系到当时的革命现实，可想而知，鲁迅所推崇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因而叶赛宁的“纯”抒情只会引起鲁迅先生的遗憾。解放后，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界的影响，叶赛宁在我国某些人的眼里，乃是“脱离革命”的诗人。直到80年代初还有人在文章中把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对立起来，称其为“反革命”诗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和悲剧！

　　叶赛宁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急剧转折的时代。伟大的俄罗斯人民通过革命进军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个时代是严峻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远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能在这一革命航船上站稳脚跟。但从历史的“远距离”来看，叶赛宁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应当说，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深受西方诗歌其中包括俄罗斯诗歌的影响。

　　从审美趣味来看，我国广大读者是喜爱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诗歌珍品的。而如果让一位诗歌爱好者列举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外国诗人的名字时，那么，即使是在今天，他所举出的三个当中恐怕至少会有一位是俄罗斯诗人。俄罗斯诗歌如此深入我国读者之心，是与本世纪以来我国几代人在翻译介绍方面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继愈之先生介绍叶赛宁之后，我国革命诗人蒋光慈于1928年翻译了叶赛宁的诗《新的露西》，同时还撰写了连载文章《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其中包括与译诗一起发表的叶赛宁专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8册）。此文在阐述“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的背景上，全面评价了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叶赛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蒋光慈还把《新的露西》一诗的译文收入自己的诗集《乡情集》，于1930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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